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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能用陆贽，是陆贽之幸，亦德宗之幸；用而不能尽其才，则非独陆贽之不幸，直是天下苍生之大不幸矣。苏轼有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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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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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理学家薛瑄《陆宣公庙记》论陆贽之功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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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三代之时，皆以正君行义为本。自汉以来，为辅相者鲜克如此。独公之告德宗正心行义，使天下万事粹然一出于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虽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后世论唐之贤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与。夫岂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时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岂复贞观、开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论相业者，当观其学术规模之大小，不当以事功成与否而高下之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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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于唐有再造之功，其功业固不逊于房杜姚宋，至于相业高下，则在君不在相也。陆贽之所以可惜者，正在其学术规模之大也。“使时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薛瑄之论可谓知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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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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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在京《唐代大政治家陆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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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明光《陆贽论两税法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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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力戎《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势的骄体奏议》，《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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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蔚蔚《略论窦参陆贽之争》，《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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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春秋大义——中唐的经学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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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学变古思潮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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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贞观、永徽年间，官定《五经正义》的目的在于统一自两汉已来纷纭淆乱的经学思想，不得不首先对既往的经注义疏作一舍弃与选择，使之既符合当代的需要，又不背弃经传的本义。在选择经传方面，于《周易》选择了义理派的王弼注，舍弃了象数派的汉易；于《春秋》则但取《左传》，而舍弃《公》《榖》。在当代实际需要方面，《五经正义》主要是用于统一思想和作为考举选士的教材，义理易要比象数易更具现实意义；而《左传》是了解《春秋》微言大义最基本的依据。如朱子即说：“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151)三传相较，“《公》、《榖》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152)。若“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153)所以，如果需要在其中选取更为基本的典籍进行整理的话，选择《左传》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五经正义》毕竟是义疏体的解经著作，必须在原有的权威注本笼罩下，选择旧疏和进行纠正性的义理发挥，受体例所限，即使并不完全遵守“注不击传，疏不破注”的原则，也不会有突破性的义理发挥。在不改变体例的前提下，《五经正义》对以往的注疏成就，标举众说，择善而从，已经做出最大限量的学术总结，其意义其作用都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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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经正义》在总结纠正前代经学成就与疏失的同时，有所得亦必有所失，且不论其所作义疏，多受选本注文所囿，虽然力图博引各家各派，但与之出入较大的诂释义训，如对立学派的经学成就，就只好被整体遗落。所以在学界渐渐生出不满。在《五经正义》完成伊始，参预是役的太学博士马嘉运即已向主编孔颖达发起攻击，“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可见当时对古注旧疏之去取及学术观点统一之难。虽然《五经正义》经过两次审定修改方始定稿，但限于既定的范围及其学术性质，仍然是一部存在着许多美中不足的集大成之作。既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统一与发展，也带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经学范围上，刊落侧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公》《榖》二传，而于“三礼”只取《礼记》；《周易》既取王弼注为底本，自是以玄学易为主，虽有意兼顾象数和义理，亦不得不遗落大量的汉代易说。所以在《五经正义》颁布不久，即有《仪礼》、《周礼》和《公》《榖》二传义疏的补撰，以及中唐时期李鼎祚《周易集解》的问世。《五经》传疏在高宗朝臻于齐备之后，旧有的学术纷争遂因“九经”《正义》的面世，而大多平息，然而也正是在这平静的学术氛围中，伴随着世运的迁移变化，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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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初盛唐之际，学术界从思想到治学方法出现一派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刘知几、元行冲和王元感。须要在此说明的是，所谓“疑经”，所谓“变古”，都不是对经书和古史的否定，而是对于其中不符合圣人义旨和客观事实的记载，提出质疑，并进而阐述自己认为正确或合于事实的结论。出于秦火余烬的儒家经典，在后人整理和诠释的过程中，不容没有错漏，如果没有怀疑精神，那只能任其以误沿误，永无改正之期；二是初唐将经传全部提高到“经”的地位，而事实上，自古经无达诂，所以在经学统一的基础上，所发表的新的诠解，也被视为疑古思潮的组成部分。当学术研究达于一定高点之后，紧随之而来的，既可能是原先被掩盖的问题，而在此时凸显出来；也可能是旧的矛盾解决之后，又产生出新的矛盾，并不必是《五经正义》本身的错误，须要纠正；或经学的统一约束了思想的活跃，必须打破之类。而是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既要不断地提高对经典意蕴的认识，又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此即经学能够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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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学术，前有专章；行冲事迹，亦略涉及，唯其与施敬本、范行恭诸人奉旨为魏征《类礼》所作《义疏》五十卷，为张说所阻，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于《释疑》文中，曾针锋相对地批评对方：“章句之士，坚持昔说，特嫌知新，欲仍旧贯”(154)。张说固然有守旧的倾向，但其于此只是不同意改易历史旧籍，而主张根据现实需要重新撰定新礼，《开元礼》即是在其建议与主持下开始撰定的，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经学变古。然行冲所云：坚持昔说的章句之士，仍然是学界的主流。对此，顾炎武评论说：“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155)据新旧《唐书》，长安年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所著《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百数十篇，并《孝经》、《史记》、《汉书》注。有诏两馆学士、成均博士议可否。专守章句之学的祝钦明、李宪等人见其讥诋先儒旧义，“数沮诘其言，元感缘罅申释，竟不诎”。徐坚、刘知己、张思敬等则“惜其异闻，每为助理”，连表举荐。武后因下诏褒奖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156)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显然是指先儒注疏不符圣人经旨者，元感则以己意抉发之。所谓“异闻”，正是指这些不见于传疏的议论。知几等不仅甚为珍惜，而且予以赞同附益之。可惜其书早佚，今已不得其详。据史籍所载，其有些议论并不合经旨也不合时宜，如认为三年之丧应为三十六个月，比唐制多出十一个月，盖此实出于对亲丧尽哀的孝思。然而，礼固缘于人情，同时礼也是对人情的节制，故为张柬之所驳，其论遂废。但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疑经”思潮和“以意解经”的学术新风，却是值得注意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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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在代宗永泰二年所拟《问进士》策，其第五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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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人识贵精通，学重兼博。不有激发，何以相求？三礼何篇可删？三传何者可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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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已来，三礼、三传皆已被提高到“经”的地位，盛唐时期的法典《大唐六典》规定：“凡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158)。作为考试科目为天下通习。而至中唐，作为官方科举的试题，竟然认为其中应有可删、可废之书，可见其时学术思想的自由。《五经正义》列为考试的科目天下通习之后，并未因其权威性而成为控驭学者思想的工具，问题出在科举考试的功利导向和考试方法上，这一点当时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楚。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上疏指出明经试帖，积弊尤深，主张废进士、明经科，取通晓经术的孝廉，进荐于朝廷。取得当时许多大臣的赞同。尚书左丞贾至更指陈明经帖试的弊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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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试学者以贴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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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帖试所考只不过是默诵经疏的记忆能力，而与对经书旨义的理解相较，实为“小道”、“末学”。“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於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明确指出科举取向的不当，导致“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终使经学教化功能的沦丧，并进而演化为社会秩序的动荡。元和元年元稹对策犹云：“所谓通经者，又不过於覆射数字，明义者才至於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160)士子大多只能习诵章句，即使是熟知传疏之学，亦不见得能够贯通经旨，颇违兴复儒术之本意。宪宗元和年间李行修复指陈其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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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学无专门，经无师授，以音定字，以疏释经，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经皆然。(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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