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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忠、敬、文概括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色，并认为三王之道互为因果，可以循环往复以救其弊。三者之中，尤应以忠为本，以文为末，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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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且末；设教于末，弊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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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周文物之盛、礼仪之隆，都不过是武王周公为拯救殷道敬鬼之失，不得已而作。“郁郁乎文哉”的周道，只是政教之末，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设教之本。政教之本是忠道，周公未及改作而没，致使其弊甚于二代，陵夷至于东周，遂造成“王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局面。遂引《礼记·表记》孔子之言以证其说非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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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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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唐虞淳化之道虽然难行于今，但夏之忠道，还是可以通过变革而导致的。所以要“进退抑扬，去华居实”，以救周之弊。所谓“革礼之薄”，就是要将礼文之末，安置在忠厚之本的基础之上。细绎其意，所谓夏之忠道，即是“寡怨于民”。这与孔子以仁民为本，而已礼制为表的主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啖助复引《淮南子》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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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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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孔子《春秋》是以夏之忠道为本，对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总体继承，非仅要恢复“周礼”维护西周的典章制度而已。因此啖助指出：既然“《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则其“不全守周典礼”，也即成为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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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对孔子著《春秋》这一基本点的认识，虽各有不同，但都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比较而言，杜预《左传注》的《春秋》说可谓全然无当弘旨，故啖助驳之曰：“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何休《公羊》说虽有见于《春秋》“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却又归结为“黜周王鲁”，“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宁《榖梁》说认为《春秋》只是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见识未免过于肤浅，“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以皆未喻《春秋》宗旨，故而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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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传毕竟是了解《春秋》指意的入门阶梯，啖氏并未因之将其一笔抹杀。如评《左传》：虽有“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的弊病，然而“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评《公》《榖》曰：二传“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榖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识，往往钩深”。“意有不合，亦复强通，舛驳不伦，或至矛盾。”啖助分析三传得失颇中肯綮，所谓舍传求经者，只不过是将其视为筌蹄，得其意而后弃之。实则于《公》《榖》旧说，颇多采择，会通三传以成其新学。啖氏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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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唯圣作则，譬如泉源，苟涉其流，无不善利。在人贤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浅者。若文义隐密，是虚设大训，谁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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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之歧异，实则是经学最大的家法宗派，若不能打破此疆彼界，然后加以会通，则对《春秋》经义，永难得到确解。此即新《春秋》学变“专门”为“通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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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使啖助丹阳之任秩满后不得北归，遂客寓江东，精研《春秋》，既不满意于前人对《春秋》的理解，认为“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于是发愤著述，“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169)，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历时十年，成《春秋集传集注》，复“撮其纲目，撰成《统例》三卷，以辅《集传》，通经意焉”(170)。以著书讲学为生。也就是在此期间，陆淳从之问学，赵匡与之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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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字伯循，天水人也。曾师从著名古文家萧颖士问学，代宗大历初，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之领宣歙，召匡入幕府。累随少游镇守迁拜，後为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官终洋州刺史。大历庚戌岁啖助书成，而“赵子时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还浙中，途过丹阳，乃诣室而访之。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岂料赵匡返日，啖助已逝，时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赵子随使府迁於浙东，（陆）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而书成。”(171)即《春秋集传纂例》其书。然赵子所损益者，亦自成一书，北宋《春秋》学者章拱之谓“赵氏集啖氏《统例》、《集注》二书及已说可以例举者，为《阐微义统》十二卷”(172)，此书北宋时尚存，后与啖助所著两书均佚。今传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自述》，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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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先生集三传之善，以说《春秋》，其所未尽，则申已意，条例明畅，真通贤之为也。惜其经之大意，或未标显；传之取舍，或有过差。盖纂述仅毕，未及详省尔。予因寻绎之次，心所不安者，随而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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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所不安者，随而疏之”，并非就是师心自任的穿凿之论，啖书既名《统例》，赵书亦称《义统》，是其自有义例可循，故其意乃心知其论不安于义例者，更随而疏之，以成其书。文中亦明确提出自己与啖助见解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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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氏依公羊家旧说，云《春秋》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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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啖赵关于《春秋》宗旨的界定并无矛盾，啖氏着眼于目的，故曰“救世之弊，革礼之薄”；赵氏从方法立论，故曰“兴常典也，著权制也”。至此而可谓《春秋》新学之宗旨大要已备。赵匡解释说：《春秋》诸侯行事，“皆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孔子“当机发断，以定厥中，辨惑质疑，为后王法”。此即是著权制也。不过“兴常典”确又与啖助“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的质疑产生矛盾。赵匡认为：“礼典者，所以防乱耳，乱既作矣，则礼典未能治也。”并将礼典喻为防病的养生之书，不依其法而生病，此时再用其法已经无益；只能付诸针药治疗方可。“故《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其说颇类“礼禁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说，世既乱矣，则以《春秋》代法，只不过《春秋》之赏罚，是以“一字之褒贬”为斧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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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全唐文》尚辑有赵匡《举选议》等一组议疏，文中有“兵兴以来，士人多去乡土”语，知当作于大历后期匡为殿中侍御史时，《文献通考·选举考》系于开元十七年后，大误。该组奏议完整地记录了赵匡关于科举选官的重要主张，既能切中当时科举之失，又提出可行的改革之策。真知灼见，洵为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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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前代举选法相较，《举选议》指出唐代取士的十大积习流弊；其举人、选人两《条例》则提出若干改革措施；又有设为有司问答的《举选后论》进而申论其主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此处仅就其与经术密切相关者，引述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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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於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後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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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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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进士科溺于文辞，而昧于本原，本原是指忠君体国的经义，故士林多为身谋而鲜体国之论；明经科帖试，须熟诵疏文，殊不知“疏以释经，盖筌蹄耳”，得意则须弃去。因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故少称职之官吏。因而提出“且稍变易，以息弊源”的建议，以期再现“官多佳吏，风俗可变”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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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举人条例》则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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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入仕，莫先於《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其明经通此，谓之两经举，《论语》、《孝经》为之翼助。诸试帖一切请停，试策问经义及时务，但令直书事义，解释分明，不用空写疏文及务华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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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其于一经举至五经举外，主张新设《春秋》举，和以兼通经史者为秀才举以及兼通诸子的茂才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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