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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民本主义”作为王道思想的内容，告诫统治者：勿蹈剥民以奉私欲的危亡之道。赵匡亦认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200)。啖助更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在“尊王室，正陵僭”的同时，啖助主张可兴“仁义之师”；而赵匡却具有普遍非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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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曰：《春秋》纪兵曷无曲直之辞与？曰：兵者，残杀之道，灭亡之由也，故王者制之。王政既替，诸侯专恣，於是仇党构而战争兴矣。为利为怨，王度灭矣。故《春秋》纪师无曲直之异，一其罪也。不一之，则祸乱之门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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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秋》无义战”，《春秋》经於征伐行为虽有诸多区别，但实质上是没有曲直之别的。因为但凡“用兵，皆‘乱’之大者也。‘次’（驻师曰次）犹不可，况侵、伐乎”(201)。认为战争是社会纷乱至极的表征，首先殃及的是百姓。若评判对错曲直，则自认有理的一方便会以兴师讨罪名义，肆行杀伐；而且容易导致雠仇相报，国无宁日。因此，所有的战争侵伐都不值得鼓励，甚至被侵伐者也必须为战争的兴起背负责任。当然，这只是针对内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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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赵、陆的《春秋》学，对大中至正之道的标举，随处表现为通权达变的思想主张。如“反经合道”、“变而得中”等，既肯定事物的发展有其常规，又主张在久行生弊之时，则应使用反常合道的方法予以变革，使反诸正。赵匡论政治改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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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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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认为所有的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有革而上者，有革而下者，要在“察其所革”，则改革之成败、或兴或亡，从而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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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正是通过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说，对尧舜之道，以及孔子的微言大义，都有深入的揭示与开拓，并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尧舜之道和《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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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陆淳对其弟子吕温说：“子非入吾之域，入尧舜之域。子非睹吾之奥，睹宣尼之奥。”而此奥域无他，实即以“生民为重”的王道之治，及其致治方法。故而又说：“异日，天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203)王道之治一向为儒者所追求的太平之治。其首要的指标就是“民为邦本”（“理本”亦即治本），连所谓天命，实际也是民意的曲折表达；这是尧舜乃至孔孟奥域的核心，中唐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集中强调“民为治本”，（如陆贽），说明这一点的缺失，正是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统一和平的国家，而非诸侯争霸的天下；再其次则是政刑清简，轻徭薄赋，使民生富足的国家政策；最后一个指标即如陆淳所云：“跻盛唐於雍熙”。“雍熙”两字不可以闲文字看待，其义是指和乐升平的社会景况。是包含言论自由（容忍谏诤）在内，公平正义，人心舒畅的升平治世。现实虽然是君主专制的家天下，但倘若得遇诚心详问治本的开明君主，即以此王道“发吾君聪明”，使国家臻于至治，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反之，当君主有一天领悟到“君为轻”（吕文隐去此语）的时候，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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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修《五经正义》乃至九经《正义》，本为解决经学“儒家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使之统一为目的。无论只取其一，还是三传并注，都只是章句注疏的统一，皆未曾疑及三传即是最大的师法宗派。新《春秋》学，高屋建瓴，截断众流，不屑致力于章句饾饤之学，固然是对九经《正义》的挑战。而诸儒抨击传注的目的，是欲建立一种更加简捷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荡弃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务归于是。啖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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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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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即指“大中”之理，或曰大中之法，实即一种客观的评价标准，绝非仅凭想像的主观方法。一系列新义例的设置，对旧凡例的批评舍弃，都是为找寻到一个适当的标准依据，有此标准，然后才可据史事，判断经文的用意，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得失，“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作注，使之归于统一。从这一点看，《春秋》学派则又是对《五经正义》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目的与精神的继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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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舍传求经以治《春秋》，遂亦蔚为风气。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205)，可知其捐弃三传的态度更为彻底。此外，尚有冯伉《三传异同》、刘轲《三传指要》、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樊宗师《春秋集传》、张杰《春秋指元》、陆希声《春秋通例》、陈岳《春秋折衷论》、郭翔《春秋义鉴》等十数家一百余卷《春秋》学著作问世。这绝非偶然现象，说明当时学者对社会治乱的普遍关注，企望通过对《春秋》三传异同的调和，或裁决三传之是非，以寻求为治之本，亦即对《春秋》大义的追求，重建合于王道理想的太平盛世。因此，无论会通或舍弃三传，中唐经学的这一趋向表明，生当其时的儒者，具有为变革政治寻找理论支撑，力图中兴而通经致用的学术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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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赵、陆新《春秋》学虽然获得革新派学者的拥戴，开一代学术新风，但也遭到后世史家的严厉批评。《新唐书》作者在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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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学家则不惟给予崇高评价且直接继承其治学路向，如《四库全书总目》称：“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207)“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208)朱子曰：“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209)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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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通过对《春秋》经文纲领体例的分梳，以及三传得失的考辨，又重新设定了解读义例，目的在于减少凭主观好恶评判史迹的随意性，杜预“五十凡”亦不出此范围，至于所设义例能否符合圣人著书之意，尚须经过反复推敲检验，啖赵陆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解析《春秋》经文之宏纲大体，修订纂制出解读经文本意的义例，并依之解经议传，褒贬善恶得失。诚如赵匡所言：“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210)观意循例，从而使所议所释皆能有所依据，可见，其说绝非率意而为，师心自是之伦可比。且经学本为诠释之学，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非师心自任，无根游谈，即使稍有发挥，亦无所不可。顾炎武评价新《春秋》学派曰：“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史家所说啖助等“自用名学”是实，而后生“师心妄作”之过，是未得其门而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责任固不应由啖赵诸儒承担，斯亦不可不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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