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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民本主义”作为王道思想的内容,告诫统治者:勿蹈剥民以奉私欲的危亡之道。赵匡亦认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200)。啖助更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在“尊王室,正陵僭”的同时,啖助主张可兴“仁义之师”;而赵匡却具有普遍非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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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曰:《春秋》纪兵曷无曲直之辞与?曰:兵者,残杀之道,灭亡之由也,故王者制之。王政既替,诸侯专恣,於是仇党构而战争兴矣。为利为怨,王度灭矣。故《春秋》纪师无曲直之异,一其罪也。不一之,则祸乱之门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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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秋》无义战”,《春秋》经於征伐行为虽有诸多区别,但实质上是没有曲直之别的。因为但凡“用兵,皆‘乱’之大者也。‘次’(驻师曰次)犹不可,况侵、伐乎”(201)。认为战争是社会纷乱至极的表征,首先殃及的是百姓。若评判对错曲直,则自认有理的一方便会以兴师讨罪名义,肆行杀伐;而且容易导致雠仇相报,国无宁日。因此,所有的战争侵伐都不值得鼓励,甚至被侵伐者也必须为战争的兴起背负责任。当然,这只是针对内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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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赵、陆的《春秋》学,对大中至正之道的标举,随处表现为通权达变的思想主张。如“反经合道”、“变而得中”等,既肯定事物的发展有其常规,又主张在久行生弊之时,则应使用反常合道的方法予以变革,使反诸正。赵匡论政治改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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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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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认为所有的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有革而上者,有革而下者,要在“察其所革”,则改革之成败、或兴或亡,从而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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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正是通过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说,对尧舜之道,以及孔子的微言大义,都有深入的揭示与开拓,并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尧舜之道和《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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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陆淳对其弟子吕温说:“子非入吾之域,入尧舜之域。子非睹吾之奥,睹宣尼之奥。”而此奥域无他,实即以“生民为重”的王道之治,及其致治方法。故而又说:“异日,天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203)王道之治一向为儒者所追求的太平之治。其首要的指标就是“民为邦本”(“理本”亦即治本),连所谓天命,实际也是民意的曲折表达;这是尧舜乃至孔孟奥域的核心,中唐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集中强调“民为治本”,(如陆贽),说明这一点的缺失,正是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统一和平的国家,而非诸侯争霸的天下;再其次则是政刑清简,轻徭薄赋,使民生富足的国家政策;最后一个指标即如陆淳所云:“跻盛唐於雍熙”。“雍熙”两字不可以闲文字看待,其义是指和乐升平的社会景况。是包含言论自由(容忍谏诤)在内,公平正义,人心舒畅的升平治世。现实虽然是君主专制的家天下,但倘若得遇诚心详问治本的开明君主,即以此王道“发吾君聪明”,使国家臻于至治,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反之,当君主有一天领悟到“君为轻”(吕文隐去此语)的时候,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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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修《五经正义》乃至九经《正义》,本为解决经学“儒家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使之统一为目的。无论只取其一,还是三传并注,都只是章句注疏的统一,皆未曾疑及三传即是最大的师法宗派。新《春秋》学,高屋建瓴,截断众流,不屑致力于章句饾饤之学,固然是对九经《正义》的挑战。而诸儒抨击传注的目的,是欲建立一种更加简捷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荡弃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务归于是。啖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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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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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即指“大中”之理,或曰大中之法,实即一种客观的评价标准,绝非仅凭想像的主观方法。一系列新义例的设置,对旧凡例的批评舍弃,都是为找寻到一个适当的标准依据,有此标准,然后才可据史事,判断经文的用意,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得失,“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作注,使之归于统一。从这一点看,《春秋》学派则又是对《五经正义》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目的与精神的继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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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舍传求经以治《春秋》,遂亦蔚为风气。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205),可知其捐弃三传的态度更为彻底。此外,尚有冯伉《三传异同》、刘轲《三传指要》、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樊宗师《春秋集传》、张杰《春秋指元》、陆希声《春秋通例》、陈岳《春秋折衷论》、郭翔《春秋义鉴》等十数家一百余卷《春秋》学著作问世。这绝非偶然现象,说明当时学者对社会治乱的普遍关注,企望通过对《春秋》三传异同的调和,或裁决三传之是非,以寻求为治之本,亦即对《春秋》大义的追求,重建合于王道理想的太平盛世。因此,无论会通或舍弃三传,中唐经学的这一趋向表明,生当其时的儒者,具有为变革政治寻找理论支撑,力图中兴而通经致用的学术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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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赵、陆新《春秋》学虽然获得革新派学者的拥戴,开一代学术新风,但也遭到后世史家的严厉批评。《新唐书》作者在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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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学家则不惟给予崇高评价且直接继承其治学路向,如《四库全书总目》称:“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207)“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208)朱子曰:“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209)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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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通过对《春秋》经文纲领体例的分梳,以及三传得失的考辨,又重新设定了解读义例,目的在于减少凭主观好恶评判史迹的随意性,杜预“五十凡”亦不出此范围,至于所设义例能否符合圣人著书之意,尚须经过反复推敲检验,啖赵陆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解析《春秋》经文之宏纲大体,修订纂制出解读经文本意的义例,并依之解经议传,褒贬善恶得失。诚如赵匡所言:“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210)观意循例,从而使所议所释皆能有所依据,可见,其说绝非率意而为,师心自是之伦可比。且经学本为诠释之学,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非师心自任,无根游谈,即使稍有发挥,亦无所不可。顾炎武评价新《春秋》学派曰:“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史家所说啖助等“自用名学”是实,而后生“师心妄作”之过,是未得其门而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责任固不应由啖赵诸儒承担,斯亦不可不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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