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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去佛斋》，《全唐文》卷六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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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全唐文·再请停修寺观钱状》卷六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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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唐文·与本使杨尚书请停率修寺观钱状》卷六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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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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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韩昌黎文集·原性》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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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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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文公集·复性书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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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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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文公集·复性书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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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文公集·复性书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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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文公集·正位》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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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柳宗元与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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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柳宗元、刘禹锡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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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柳氏本属“关陇集团”中的世家大族，唐高宗时公侯满朝，后受武则天打击以致衰微。其父柳镇玄宗朝任太常博士、母亲亦系名门之女，柳宗元自幼受书香熏陶，加之聪颖刻苦，过目成诵，遂被视为“奇童”。十余岁时便结交同好，开始讲道论文。十七岁参加进士考试，因当朝宰相与其父有宿怨，而未被录取。直至贞元九年始及第。贞元十四年考中博学鸿词科，正式踏入仕途。他曾解释自己应制科考的目的并非“慕权贵之位”，而是“乐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为悦者也。”(1)此时他的文名益盛，“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一时皆慕与之交。”(2)在初任集贤殿书院正字期满后，调补兰田县尉，但被京兆尹留作文书工作，未曾赴任。正是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顺宗即位，王叔文实主朝政，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作《守道论》表明对作官的态度，“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以为从此可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3)了。柳宗元所参与的永贞革新，的确做出不少除弊兴利的善政。但王叔文对形势估计不足，又不善自处，在很短时间内便招致失败。二王不久被害，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永州员外安置。“万死投荒”，历时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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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一向主张的“辅时及物之道”，既不得施之于事实，乃驰骋于文章，论学、论政、论处世，揭橥“文以明道”的大旗，投入到古文运动之中。他的思想经过谪居生活的磨砺与反思，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开始研究佛学，他的那些哲学著作，大都作于此时。元和九年，循“例召”返还京师，非但未被复用，反予次年再贬至更远的柳州当刺史，直到去世。柳宗元临殁时，曾遗书给韩愈和刘禹锡。向韩愈托孤并请为他作墓铭，请刘禹锡为他整理遗稿，把身后的两件大事委托给最知己的朋友。(4)柳宗元和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实即思想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他们除政见多有不同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在个人人格方面都有更多的相同之处。两位巨子一直保持着友谊，包括学问和哲学观点上的往复辩论，都说明这种友谊关系的严肃性所在。古人以“和”不以“同”论交，韩、柳关系给我们树立了这方面的又一典范。至于两人对儒学发展的贡献，韩则侧重于儒学权威的重树，柳则侧重于儒学理论的辨正和开新。柳宗元曾明言经学“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5)。与韩愈一起开辟了唐代儒家子学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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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武宗会昌二年。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世为儒而仕”。其父刘绪因安史之乱，避居江东，刘禹锡少年时代即在江南度过。幼曾从僧皎然、灵彻学诗。在《沏上人文集纪》中说：“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为其后的融佛思想奠定了基础。刘禹锡自幼学习刻苦，“厚自淬琢，靡遗分阴。”(6)研读儒家经典之前，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九流宗归指，百氏旁捃摭”(7)，以至天文、医药无不含英咀华，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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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九年，他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第，后又同登吏部博学鸿词制科。然而他并不以作一个文士和官僚为满足，自称“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8)，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府任徐泗濠节度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薄，次年与韩愈、柳宗元同登御史台任监察御史。韩愈遭贬斥后，与柳宗元一起参与永贞革新运动。事败被贬为连州刺史。行至半途又改为朗州司马。元和元年唐宪宗还下诏说：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9)强大的政治压力，并未使其热情消退，仍然留意于学术与治道。与柳宗元讨论哲学，著《天论》三篇；与元藇讨论经济，写《答饶州元使君书》，仍然坚持“稽其弊而矫之”的革新思想。元和九年十二月因“例召”回京。次年三月因赋《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复被外放，历多州刺史，所至皆以民瘼为念，并广与僧徒交游，然而并不消沉。大和二年，奉调主客郎中，作《再游玄都观》绝句称：“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特于小序中注明“以俟后游”，显示了初衷不改、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又由裴度荐举，兼任集贤院学士，集贤院本为储才之所，大有出居要职的希望，无奈裴度罢相，他也随之外任苏州刺史。适苏州水灾，赖其全力赈救，使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受到朝廷“政最”的嘉奖，及百姓建祠怀念的荣宠。后徙任汝州、同州刺史，内迁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晚年加检校礼部尚书、秘书监等衔，刘禹锡也是古文运动的健将之一。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议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10)刘禹锡曾引述这段话，对此是表示首肯的。他早年主张文章应为“见志之具”(11)，后更进一步指出“文非空言”，“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12)。与韩柳复兴儒学的古文理论是一致的。他与韩愈一直保持着友谊，在《祭韩吏部文》中曾说：“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宋人评价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时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轫。”看来还是公允的。刘禹锡对儒学的贡献，主要是对天人之际的古老例题所给予的唯物主义阐释，以及对佛学有益成份的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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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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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刘作为唐代儒学思想家，其杰出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是熔铸百家，改造儒学的成果，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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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元气一元论”、“元气自动论”以及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等观点的论述当中。他作《天说》对韩愈的唯心主义论点提出批判。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罚。柳宗元则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这是说天和地都是自然物，和瓜果草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它的体积比较大罢了。所以他接着说：“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13)天地、元气、阴阳，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现象，人们求天、怨天都是不必要的，人事的“存亡得丧”和果蓏痈痔草木以及天地、元气、阴阳这些自然物没有赏罚的关系。由此他提出了天与人“不相预”的无神论思想，认为人事的功、祸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非天预乎人也。”进而区分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不同，指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14)就是说，生植、灾荒都是自然现象，而法制、悖乱则是社会现象，这是两个不同领域，各有自己的变化发展规律，因而两者之间不能互相干预。这就把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划分出来，并且进一步否认了超自然的天命、神权的存在。这在认识史上是对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论的一个突破，是对荀况“明于天人之分”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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