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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天论》中，《刘禹锡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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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答刘禹锡天论书》，《柳宗元集》卷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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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天论》下，《刘禹锡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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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柳宗元集》卷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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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章 晚唐五代的儒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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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德裕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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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公元787—849年），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祖父李栖筠，代宗朝御史大夫，父亲吉甫宪宗朝宰相。《旧唐书》称：“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年才及冠，志业大成。”德裕父祖，俱为进士出身，而德裕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父祖“荫补校书郎”，由此进入仕途。历任幕府掌书记、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尚书省左仆射、检校司空等职。在穆宗长庆年间，与元稹、李绅同为翰林学士，场名相埒，合称“三俊”。在翰林知制诰，“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1)深受裴度的赏识，荐其“材堪宰相”(2)，由于朋党排斥，出任外镇，所至兴利除弊，“以政绩闻。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蜒。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3)。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僧孺入相。敬宗侈用无度，诏浙西上脂朅妆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贡之外，悉罢进献。”“本道素号富饶。”“今存者惟留使钱五十万缗，率岁经费常少十三万，军用褊急。今所须脂朅妆具，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百三十两，物非土产，虽力营索，尚恐不逮。愿诏宰相议，何以俾臣不违诏旨，不乏军兴，不疲人，不敛怨，则前敕后诏，咸可遵承。”朝廷自知理亏，遂亦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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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入相。德裕于文宗、武宗朝两度当国执政，深得信任，“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4)。裁抑宦官，改制科举，讨平藩镇，击破回鹘，使会昌政局为之一振，辅佐武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5)。德裕“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6)。几乎造就唐代的第三个清平盛世。因此被后世史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宋叶梦得称他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7)，清毛凤枝赞他“才不在诸葛下”(8)。若非陷于朋党之争的旋涡，其“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9)。欧阳修在《李德裕传论》中，对李德裕其人及其未能全其功业的悲剧，寄予了无限的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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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德裕评价较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在牛李党争及会昌毁佛的问题上，本文就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或将有助于了解并认识李德裕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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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党争与李德裕的政治思想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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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党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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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就能分梳清楚的。朋党问题由来久远，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与帝王的牵制策略、宦官的暗中操纵、朝廷的权利争夺都有密切的联系。然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属于人品的君子小人之争，评判的标准，则应视其能否以民族之大义亦即国家利益为重。而居中操纵之者还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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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朋党之说由来久远，而每个王朝之末，都伴随有党争，甚至有人认为，朋党之争是导致政权覆亡的罪魁祸首。唐代的帝王每有去除朋党之意而不能。如亲历牛李党争的文宗就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牛李党争自垂四十余年，终于导致唐王朝的覆亡。余且疑之，以为朋党、忠奸、正邪之争，何代无之？何于唐代，是非混淆，疑似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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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属于朋党之争，在此有必要对“朋党”一语，作一下概念的分梳，正本清源，或许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古人的辞典里，朋即指朋友，是社会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关系之一，所以被纳入五伦之中，并有相应的五常——信，作为调整其行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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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意义的“党”，本指乡党，郑玄注《礼记·玉藻》“必引而去君之党”一语曰：“党，乡之细者”(10)。乡党比之国与天下，可谓小之又小，故而为政者不顾国与天下，而只顾及乡党利益，则谓之偏私。所以《尚书·洪范》有语云：“无偏无党”，蔡沈《集传》即注曰：“党，不公也”(11)。《国语·晋语》也有“举以其私，党也”。又曰：“阿私曰党。”可见党在古代是一贬词。《论语》则两次提到“君子群而不党”。一则谓：“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12)何晏《集解》曰：“相助匿非曰党”；一则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朱熹《集注》云：“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和以处众曰群。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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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群而不党”，是说君子可以因志趣相同而聚成群体，却不可以结为私党。小人恰恰与此相反。孔子立论被后世儒者奉为立身处世的圭臬。孔子还有一句话：“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集注》注曰：“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属于）公，而比（属于）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可见同样是与人亲厚，群聚为朋友，而君子与小人的分际，只在公私毫厘之差。“比”还有阿附意，所以就有了“朋比为奸”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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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朋党论》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14)他认为造成朋党之争，导致亡国覆邦惨祸的责任，全在君主能否“辨君子与小人”。并历举自古以来的治乱兴亡之迹，希望人君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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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做的是为朋党翻案的文章，理论上自有其孔孟之道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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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唐时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情形则远为复杂。党争期间，两党都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而自居於君子。那么究竟谁是朋党？朋党的界说又将如何？这须就从他们自己的言行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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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李德裕传论》中说：“汉刘向论朋党，其言明切，可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刘向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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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时。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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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这样的历史悲剧不断地上演，根本原因还在于专制主义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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