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3260
1702053261
欧阳修《朋党论》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14)他认为造成朋党之争,导致亡国覆邦惨祸的责任,全在君主能否“辨君子与小人”。并历举自古以来的治乱兴亡之迹,希望人君引以为鉴。
1702053262
1702053263
欧阳修做的是为朋党翻案的文章,理论上自有其孔孟之道的依据。
1702053264
1702053265
发生在中唐时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情形则远为复杂。党争期间,两党都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而自居於君子。那么究竟谁是朋党?朋党的界说又将如何?这须就从他们自己的言行中去寻找答案。
1702053266
1702053267
欧阳修《李德裕传论》中说:“汉刘向论朋党,其言明切,可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刘向之言曰:
1702053268
1702053269
“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时。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15)
1702053270
1702053271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这样的历史悲剧不断地上演,根本原因还在于专制主义的政体。
1702053272
1702053273
史称德裕“好著书为文,虽位极合辅,读书不辍”,又说他“明辩有风采,善为文章,其谋议援古为质,衮衮可喜”(16),可见在当时人和史家心目中,李德裕也主要是以文章,而且主要是以议论文和应用文著称的。李德裕不但在撰写经济大文时表现出卓越的才识,善于通过明快透辟的议论来表达思想、阐明事理。以文采而论,李德裕是远胜过牛党诸人的。刘禹锡、元稹等在与李德裕的唱和中赞誉过他的诗篇。宣宗时人裴庭裕说他“文学过人”(《东观奏记》卷上)一代文豪欧阳修说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集古录跋尾》卷九)。清初诗人王渔洋,称道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骈体文“雄奇骏伟”(《池北偶谈》卷十七),又说李德裕的文章可以和陆贽、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并提(《香祖笔记》卷六)。尽管如此,在政治上,李德裕却是一位实干家。多次担任节度使的官职,浙西、滑州、西川、淮南,所至皆有治绩,深得百姓爱戴。为相期间,更表现出“错综万务,应变开阖”的政治才干,作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其所有的革新主张,都受到牛僧孺、李宗闵集团的强烈反对。可以说,牛李两党,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
1702053274
1702053275
《一品集》是李德裕会昌相业的产物和见证。德裕的文章都是为了应对迫切的现实需要而作。因之全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且全都在当时发挥过实际的政治功效。《一品集》中的文章很多都是“奉敕撰”、“奉宣撰”,如《丹扆箴》六首、《舌箴》皆是。比起疏、状来,箴的文学性较强,“箴顿挫而清壮”(17),“其取事也,必覈以辩;其摛文也,必简而深”(18)。德裕所写的箴,尤其著名的《丹扆箴》,为四言韵文,不象散文那样可以酣畅无隐地陈述思想,但可以被当作座右铭来反复诵读。因此在规讽劝谏方面,具有疏状所难于达到的功用。正如李德裕在《丹扆箴序》中所说,献箴给的敬宗,完全是出于“爱君以忠”、“竭诚尽规”的用意。
1702053276
1702053277
李德裕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赋和论,这两种体裁的作品,大抵作于李德裕离开朝廷,贬谪左迁的的失意时期。赋以抒情笔调。论用分析方法来宣泄其对政治斗争的看法和在斗争中产生的种种感受。它们的背景主要是封建统治集团上层分子间的复杂斗争,是李德裕有意识地采用这种文学体裁回顾、探索政治斗争(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写景体物和抒情言志方面,也都显示出很高的天赋和学力。刻画事物及含蓄蕴藉地寄托情思,如《蚍蜉赋》、《柳柏赋》、《二芳丛赋》等。这也与他曾数次被贬。“不因左官,岂遂斯游?”(《大孤山赋序》)贬谪生活开拓了其胸襟与眼界。《一品集·别集》卷一有一篇《欹器赋》,序曰:
1702053278
1702053279
癸丑岁,余时在中枢,丞相路公见遗欹器。赠以古人之物,永怀君子之心,常欲报以词赋,属力小任重,朝夕尽瘁,固未暇于体物,今者公已殁世,余又放逐,忽暏兹器,凄然怀旧,因追为此赋,置公灵筵。
1702053280
1702053281
序文叙说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入相,宰相路隋曾赠他以欹器。所谓欹器,又叫宥卮,是一种供观赏的容器。据《荀子·宥坐篇》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当其空乏时,其器倾斜;注水其中,致量适中则其器归于平正,致量过满时,则必突然倾覆。相传周公制备此器,主要是取其“中则正,满必覆”之义以警戒身居高位者。德裕因曰:“难守者成,难持者盈;始作兹器,告于神明。”路隋在李德裕初次入相时赠他此物,说明其深感当时政治局势在复杂,希望德裕多加警惕,提醒注意防止骄满,牢记“月满而亏,日中则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的道理,总之是要“忌满”、“戒盈”;实质上反映出封建官场中斗争的激烈和险恶:皇帝的恩宠既不可恃,政敌的排陷、同僚的挤轧又防不胜防,那么想致君尧舜,保持权位,就只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决不能有半点疏忽,而所谓骄满之心却正是导致懈怠疏忽的大敌。变幻莫测的宦海风波,就这样决定了封建官僚们的思想意识。大和九年(835),路逝世不久,德裕也因牛党和李训、郑注朋党合力打击下被贬为袁州长史。为纪念这位颇具仁厚之风的长者,李德裕写了《欹器赋》。他自己虽然对遭贬的真实原因十分清楚,但反躬自省,却也不能不想一想是否有违“戒盈之道”的问题。赋的末尾拿自己与路隋对比:“昔与君子,同秉国钧,公得之(指得“戒盈之道”)为贤相,余失之为放臣”,又说:“思欲克己以复礼,永报德于仁人”,表明他在蹉跌中再一次想起了路隋当初赠送欹器的用意,决心今后要认真去做。
1702053282
1702053283
官场的复杂斗争不但使李德裕常常想起“戒盈”,而且使他有急流勇退的思想。与《欹器赋》作于同时的《山凤凰赋》写凤凰之美艳及其所处环境之险恶:“衡网高悬,虞人合围”,于是结局自然只能是“玉败”、“翠焚”。末了点明寓意:“何异夫怀禄耽宠、乐而忘归,玩轩冕而不去,惜印绶而无时。”一句话,利禄名爵切不可贪,弄不好就会身名俱毁。李德裕曾反复地思索、反复地表露这种思想。例如《伤年赋》云:“宜见险而高举,顾轩冕其如遗;商有山兮逶迤,从园公兮采芝;湘有水兮涟漪,继渔父兮维丝。”《畏途赋》认为“当隆暑赫曦之候,涉浔阳不测之川”并非真正的畏途,闹攘纷营的名利之场才是令人“怵惕”的畏途。而《积薪赋》则借樵人之口说道:“贵则近祸,富多不仁,寄迹于此,以养吾真”(19),表达了一种向往平凡、质朴生活的意向。其一系列怀念平泉山庄的诗,主旨也不外乎此:“器满当自欹,物盈终有缺。从兹返樵径,庶可希前哲”、“未谢留侯疾,常怀仲蔚园。闲谣紫芝曲,归梦赤松村”(20)。
1702053284
1702053285
李德裕还进一步从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中去探索规律。《智囊赋》提出何以有人“号为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的问题,探讨的结果是认为智犹如水,“水济舟以致远,亦覆舟于畏途;智排患以解纷,亦有患于不虞”。这显然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只能使人无所适从。因此说来说去还只有远离俗世和名利场以全身避祸一法:“大智闲闲,不婴世故”、“所谓智者,乘五湖之浩荡,永终老于扁舟”。《智止赋》从“进能知止,退不失正”的标准出发,选择春秋至西汉几位有名的卿大夫,如柳下惠、吴季札、张良、两龚(舍、胜)、二疏(广、受)等加以礼赞,充分肯定他们的“由圣门而进退”和“勇于知止”的智慧。一再宣称“苟余知止足,所遇皆清旷”、“顾余知止足。所乐在归休”(21)在思想上完全一致。末云:“嗟夫,世于知止之道,若有若无!李斯忘于税驾,惠子疲于据梧。尽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余?庶收光之未晚,期终老于桑榆。”表示他今后要汲取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恪守“知止之道”。此赋作于开成元年(836)三、四月间。适当甘露之变不久,原先打击德裕的李训、郑注朋党现已灰飞烟灭,德裕也被授予滁州刺史。李德裕一向激烈反对李训、郑注等野心家,并且料定他们的速败。但这却引起德裕对历史规律的深切思考。
1702053286
1702053287
不但在政治上失意的时期,李德裕会想起“戒盈”、“知止”的道理,即载会昌季年“天下已平,(德裕)数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荧惑犯上相,乃恳丐去位,皆不许”(22)。他在会昌五年上的一份《让官表》中申说“乞骸骨”理由:“臣闻道不欲盈,元祖之至诫”,“参赞万务,倏已六年……所谓百生遭逢,千载际会。征倚伏之数,惟恐罹灾;思存仁之机,所宣知止”(23)。可见“戒盈”和“知止”确是他经常想到的问题。李德裕在为人处世方面最推崇晋人羊祜。他在诗文中一再提到这个推贤自代、遗惠于民的良臣,流露了亟愿效法之意。
1702053288
1702053289
在德裕思想深处始终盘踞着一种仕与隐的矛盾冲突,只是因为忠君忧国之情使其退隐之心让位政治的需要。德裕对其终于未曾去职的原因,曾有过解释。这解释见于大中初年远谪珠崖时所作的《退身论》。在该文中首先引出四个古人:文种、李斯、张华、傅亮,指出他们都是极端聪明、善于谋国,但均因不能功成身退而罹祸。德裕分析四人“难于退”的原因曰:
1702053290
1702053291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不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祸而不断,未必皆耽禄而患失矣。
1702053292
1702053293
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了李德裕自己不肯定交权退隐的原因。接着他便以现身说法来论证:“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24)近者自三公镇于旧楚,恳辞将相,归守丘园,而行险之人乘隙构患。则知勇退者岂容易哉!”(25)李德裕十分坦率地说明了在封建官场中“权势”的重要,亦犹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假人”之意。这恰好解释了何以思想充满矛盾、明知恋栈之不妥,却始终未能去位的原因,古今事异,势所难能。
1702053294
1702053295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李德裕在《退身伦》中开宗明义这样写道,可见他在理论上很懂得这一点,只是他在行动上却偏偏无法做到。这位被时人誉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26)的人,就这样被这个矛盾苦恼着而无法解脱。指出李德裕思想的复杂性,是有必要的。首先,若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全面了解他这个人,那就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丰富多面的人看得简单、苍白、毫无血肉,甚至仅仅把他看成才智、魄力、刚强的性格、独断专行的作风等等概念的化身。其实李德裕思想上除了这个矛盾以外,还有别的许多矛盾。例如,他一方面反对道士的“黄冶”、“铸金”之术,批驳他们“化丹耗为黄金,可以登青霄而轻举”的蛊说,(27)可是另一方面,他自己又曾“受法于茅山”(28),所娶的妻妾也都是虔诚的女道教徒。又如一方面取缔淫祠、禁绝佛教,不赞成宗教迷信,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侈谈前知、定命和冥报,并且笃信不疑,甚至把大中初年所受的政治迫害视为“天谴”,“虽抱至冤,不以为恨也”(29)。其次,从李德裕对这一系列思想矛盾的处理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个封建文人的政治化。这就是说,尽管思想中有苦闷和彷徨,李德裕仍然始终活跃在晚唐的政治舞台上,《旧唐书》本传说他“东都于伊阙之南置平泉别墅,及从官藩服,出将入相,三十年不复重游”。这话说得不十分确切,但大体不差。不如他尽管有迷信思想、与僧道均有友好往来,但出于政治需要,他照样可以大张旗鼓地毁寺灭佛,毫不考虑个人私情。李德裕是高度政治化了的,他的一切是非、好恶、爱憎的观念,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政治这根轴心旋转。这从他《项王亭赋》中对刘邦、项羽的评价、《张辟疆论》对扬雄肯定张的观点的批驳、《羊祜留贾充论》对羊祜的褒赞以及《英杰伦》对封建统治术的阐发,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德裕并不是一个思想性格分裂者,他思想中的矛盾有一个统一点,那就是当时封建政治的需要。于是我们从他的一生,就又看到一个政治化了的封建文人如何身不由己地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浮沉,看到封建官场(特别是其上层)中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和复杂,看到朋党斗争如何和为何会发展到势不两立甚至你死我活的程度,这对于全面理解元和至大中的政治史,特别是贯串其中的牛李党争史,无疑也是有助益的。
1702053296
1702053297
(二)牛李党争综述
1702053298
1702053299
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共有三种说法:
1702053300
1702053301
(1)元和三年对策案;(2)长庆元年科场案;(3)长庆元年由李逢吉反对削藩引起。关于党争焦点,陈寅恪先生指出二者斗争的焦点是对科举制所持的不同态度;胡如雷提出两党争执的焦点是对藩镇叛乱所持的不同态度;河元洙则认为牛李的分歧在于对少数民族和边境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这些不同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有其合理性。关于党争的社会基础,传统的观点认为,牛党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官僚庶族地主阶级,李党的社会基础是士族地主阶级,因而往往扬牛抑李。胡如雷则根据唐后期的具体社会状况,将地主阶级划分为三个阶层,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宦集团的政治代表。而公卿显宦集团与中小地主阶层在反藩镇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牛党的社会基础则是地方豪强大地主阶层,这一阶层也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对两党的评价,也就基于他们对藩镇的态度。所以,李党的政策具有进步性,牛党的政策具有反动性。周建国则认为牛李党争既不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斗争,也不是地主阶级内部三个阶层之斗争,在具体的施政措施上,他们虽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但毫无例外地一致代表着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很少反映庶族地主的愿望。王炎平认为牛李党争是围绕进士科举利弊的争论,实与士庶之争无关。丁鼎则认为牛李之争并非士庶之争、科举之争与政见之争,而是由家族、师生、同门及个人恩怨关系而形成的不同官僚集团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派系之争。王西平坚持认为牛党大致反映了改革的要求,李党则代表了朝廷上层的保守思想。李浩则从士族郡望考察牛李两党的分野,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从地域分野来看,应是山东士族与关陇士族之争。
1702053302
1702053303
研究者们对李德裕看法的分歧主要在人品上,但越来越多学者们均肯定他的相业,并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应该着眼于其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作为。本文正是想通过对李德裕在几个党争焦点问题上不同于牛党诸人的态度和作为的考察,探讨李德裕的政治品质及他对于中晚唐历史的特殊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对李德裕和牛李党争问题再进行讨论。
1702053304
1702053305
一、关于科举用人
1702053306
1702053307
考察李德裕之为政,可知改革科举尤其对进士科的改革是其施政的重要一环。科举取士作为选举用人之制在推行二百余年后,到唐中后期已是弊端丛生。科场上取士不以经艺而尚诗文,科场外还存在“公卷”、“呈榜”、“门生”和“座主”之流弊。到唐中后期,牛党集团长期把持科场,利用科举擅为朋党、徇私舞弊。科场之风日坏。
1702053308
1702053309
正是认识到科场的种种弊端,亦出于打击利用科举培植私党势力风气的目的,李德裕在两度任相期间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正如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所说:“对唐代的进士试可以称得上改革的,是李德裕。”其改革的具体措施,可分三项:
[
上一页 ]
[ :1.702053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