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3335 其次，在战略指挥、军政效率、任用将领等方面李德裕也体现了其个人的才干，而上述因素正是泽潞战役取胜的重要原因。李德裕每临大事有静气，每处小事不马虎，关键时刻总能做出果断、有效的行政决策，且其充沛的精力与高昂的自信更为君臣上下做出表率，充分显示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控制大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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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7 在任用将领方面，李德裕每能因才施用，使将领各尽其才，并十分注意消除将领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减少内耗，一心对敌；并能在熟习战况，对敌我军情变化了如指掌的基础上，给将领提供较好的作战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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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9 三、关于边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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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1 唐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历来复杂，处理边事需要格外谨慎、周密，李德裕在这一点上也做得较为成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政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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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3 回鹊之战：“回鹊自有国以来，曾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京，珍灭朝义”，并助唐牵制吐蕃，“明以前我国北邻之最为亲善者也。”因此当会昌元年八月，“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鹊以求功，奏称：‘回鹊叛将咀没斯等侵逼寨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除。”’朝臣多数赞同田牟奏请，独李德裕以为咀没斯“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闰九月，当朝廷具体议及赐粮与否时，武宗开延英，召诸宰相决议。陈夷行多次对李德裕说资盗粮之不可。李则晓以军情利害：“今征兵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粮瞰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33)李德裕表现了政治家果断应变的才干，他的分析也确切合实情。一则不乘人之危，显示了大国的外交风度；二则有助于大局的稳定。后来，咀没斯部归顺唐廷，在抵御回鹊乌介部扰边的战争中多次立功。李德裕的指挥若定与牛僧孺等临敌无计，未战先怯的消极、保守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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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5 从前述可知，李德裕在涉及科举用人，裁抑藩镇，制定边境政策等涉及国家大义的问题上均有可嘉的作为，而牛党则基本上属庸碌无为，偷安保守之辈。范文澜先生说：“牛僧孺是庸人，但还不算奸人”，而同时任相的李逢吉和李宗阂则无疑是奸人。庸人、奸人，在其位不谋其政，能为而不为即是不德。李德裕在处理国家大政问题上绝无以私怨害公事之行为，而牛党则反是，如牛僧孺妨维州事，大中朝令狐绹等务反会昌之政等。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难免会有一些个人恩怨，从中寻找他们带有挟嫌报怨的事例也很容易，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还是应着眼于其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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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7 李德裕无党，但不等于没有是非观念，不等于不主持正义、公道，不等于没有支持者，这样一派朋而不党正直之士，何代无之？岂可尽指为朋党？若朋党，则指假公济私，因私怨而妨公务的集团势力。德裕虽一向憎恶朋党，然其所为大都出自公心，如会昌元年援救被仇士良诬陷的牛党前宰相杨嗣复、李珏，李德裕劝谏武宗道：“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坚持诛杀大臣必须“先行讯鞠，罪状著白”(34)。提拔任用与牛僧孺等相善的柳仲郧、韦温及牛党中人白敏中。《旧唐书本传》载：“白敏中、令狐綯，在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顾待甚优。及德裕失势，抵掌戟手，同谋斥逐。”迫害德裕不遗余力，白之任相当然可以完全不必感激德裕的荐举，但不可以不感动于德裕完全不计党争的公心。至少不应以怨报德。只此一事，亦足以说明白氏并非为己亦非为公，而是为其党与迫害德裕，君子小人岂不可以立判？而德裕不以其为党人就压制抑塞，体现了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人格、气度。诚如其所自言：“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退而各自行己，不可交以私。”(35)魏征曾有言曰：“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制，谓之朋党”，裴度曰：“君子小人以类而聚，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36)李党的“党”字应作中性论，李德裕所与者郑覃、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薛元赏等皆为清俭耿介之士，有时或为国事与李德裕意见不合。如会昌伐叛时李绅、李让夷并不赞同李德裕的主张，商议是否赐粮与回鹊咀没斯时，陈夷行亦针锋相对。大中初，李德裕被贬时所牵连的人也不过李回、郑亚、薛元赏兄弟等。《通鉴》载：“会昌六年四月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为崖洲司户，皆德裕之党也。”(37)岑仲勉驳道：“此是通鉴重笔，‘皆党’者不过兄弟二人。”总而言之，所谓李党寻之无迹，牛党则确有实据。但正如范文澜先生之说：“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38)范老的意思决不至于是说“邪人”不应驱逐，而是在阐明“邪人”是驱之不尽的。而当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绝不能证明李党的的存在，历史应该还李德裕以真实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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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9 像许多大政治家一样，李德裕生前身后所受到的种种非议，足以使牛李党争这段本来纷乱杂陈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辩的议论如此之多，原因有三，首先是朋党中人与正直史官记录的立场动机不同，尔后隔世的史官，据此不同资料不加辨析地发表不同议论和评价。其次是李德裕为政个性刚强，作风凌厉，心底无私，便不顾及其余，难免于无形中树敌；尤其科举改革，影响了一生但习诗文，不谙经义，只准备应进士科试者的仕进之路，怎不令其衔恨在心。而牛僧孺则注意以恩惠笼络人心，于是党人便以德器褒牛，而以权术贬李。本文旨在通过对史实的考辨，还当时两派政治家的本来面目，以期在历史长河中予其以接近真实的正确定位。至于李德裕的贬谪，牛党的重新崛起，这主要与宣宗的好恶及宦官的态度有关，白敏中亦不过是一逢迎阉寺的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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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1 总的来说，牛李党争就是一场虽非生死搏斗，但却掺杂着门第、仕途、政见、恩怨等许多纠葛的隐性斗争。它不同于汉末清流同宦官、晚明东林同阉党的酷烈敌对，亦不似于“君子与君子争”的元祐党争。是一场典型的君子与小人之争。这是以其两派领袖在对待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轩轾之别为据而做出的的判断。李德裕可以说坚持了中唐以来士大夫欲图中兴，恢复皇权的传统，而李宗闵、牛僧孺大节上庸碌无为，姑息偷安，因“党争”意气，阻挠军国大计，则不能不说是小人之行。李德裕被裹挟于党争之中，最终失败，恰是其没有党争意识而导致，德裕的贬死南荒，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的又一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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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3 二、李德裕与会昌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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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5 （一）切毁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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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7 李德裕在唐武宗朝，位极人臣，唐武宗对他是言听计从。他在武宗朝的一大动作，就是开展了浩大的灭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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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9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至唐王朝时，已是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庸置疑，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充实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佛教传入中国后，当其发展规模一旦超过了经济条件允许的范畴，就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的作用，它的发展受到限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三武灭佛”，就给予过佛教灾难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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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1 所谓“三武灭佛”，是指发起剿灭佛教运动的三个皇帝的称号中，都有一个“武”字，即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周武帝，唐朝的唐武宗。唐武宗时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发生在会昌年间，历史上又“称会昌灭佛”。但李德裕对佛教的限制，在会昌之前就开始了。唐敬宗时，亳州有和尚放言说其寺有水可医百病，号曰“圣水”。此说辗转相传，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跑去打水。而喝了“圣水”之后的人，得了病就得像和尚那样不近油荤，故年老抵抗力差的人往往病死。但和尚仍借此发财，每斗水卖三十钱，而买了水的人也转手倒卖牟利，转相蒙骗，如此，每天去倒卖水的人总在数百人以上，造成了地方上的混乱。李德裕奏请观察使令狐楚将所谓“圣水”填塞，才结束了这场“圣水”治病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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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3 到会昌五年，以李德裕为首辅的朝廷终于下令，上等州治可留一寺，长安及洛阳可留两寺，每寺最多只准留三十名僧人，其余的寺院或关闭，或毁坏。多出来的僧尼则令全部还俗。实际上是继承与落实唐初既有的法令。为了贯彻落实这道敕令，朝廷派出四名御使巡行天下，督促执行。结果被废寺院四千六百余座，被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释放奴婢一十五万人及被寺院奴役的普通老百姓五十余万人，没收田数千万顷。这次灭佛，国家的收益是十分显著的。会昌末年，全国税户比唐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最兴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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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5 （二）毁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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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7 反佛而发展到会昌灭佛，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之争。佛教与朝廷在经济上始终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而且在很长时期矛盾十分尖锐，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深切关注。在唐代，反佛者代有其人，太宗时有傅奕，武则天时有狄仁杰、李峤、张廷圭、苏环，中宗时有韦嗣立、桓彦范、李久、辛替否、宋务光、吕元泰，睿宗时有裴漼，玄宗时有姚崇，肃宗时有张镐，代宗时有高郢、常衮、李叔明，德宗时有彭偃、裴洎、李岩，宪宗时有韩愈。其后的反佛者还有崔蠡、孔樵、李蔚等人。这些人对皇帝陈述的反佛理由可以说极其周备，而对佛教耗财蠢国之弊攻击尤为猛烈。他们中的激进者，如韩愈，明确提出了“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灭佛主张。然而，这许多有识之士的论谏，几乎从未引起皇帝的足够重视。整个唐朝，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看到佛教与朝廷的经济矛盾，有时也对佛教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不许私度僧尼之类。但他们对佛教的扶持总是超过对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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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9 唐穆宗即位后，仅皇宫的开销就越来越大，国家财政拮据。与此相反，佛教寺院却越来越富。寺院拥有大量的金、银、铜等贵金属制作的佛像和佛教的祭祀用品，这些被占用了的贵金属对于当时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同时，寺院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以此牟利，却又不向国家上缴任何赋税。不少大地主趁机与寺院勾结，将自己大片的土地名义上施舍给寺院，从而逃避应缴的赋税。寺院还成了青壮百姓逃避兵役和赋税的避难所，因为一旦“削发出家”，政府就不能再行征召。由此可见，佛教在当时的这种发展，已经从根本上危及到唐王朝的安危。而唐武宗个人偏又只信道教不信佛教，更使得佛教被灭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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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1 主观原因：首先说唐武宗。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对道教非常迷信。未即位便颇好道术，及即位竟将道士接进后宫，对道士玩弄的骗术深信不疑。甚至在自己的尊号里也要体现出自己信仰道教：会昌五年正月，群臣上尊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起初无“道”字，中旨令加之。胡注云：“是时帝崇信道士赵归真等，至亲受道，故旨令群臣于尊号中加‘道’字。”众所周知，佛道二教之争斗，一直都很激烈，武宗既耽溺于道教，在争斗中自然就会有所倾向，进而对佛教进行打击，《通鉴》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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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3 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这次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这样的判断至少和以下事实相印证：（一）“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见《宋高僧传》《知玄传》），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已力量。（二）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三）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藏于僧人中的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死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都成了死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俱与仇恨来解释。而恐俱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四）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隐藏宣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宣宗兴佛实有还愿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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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5 再说李德裕。作为会昌时期真正拥有执政权的宰相，支持（至少是附和）了武宗的毁佛政策。综观其人，李德裕与僧人也曾有交往，但我们发现，这些交往多是出于学说、德行等方面的彼此钦慕，而非基于他对佛教教义的信仰。这种交往与白居易、王维等人与僧侣的往还，在动机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白、王等人是出于心慕释教，而李德裕则纯因个人友情而为之。相反，他抑制佛教的事迹，史书却每有其载。据两《唐书》等考：长庆四年，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敬宗诞辰，请置坛度僧尼以资福，德裕上言奏罢；先在浙西观察使任内，以清除寇三首，诗中称茅山道士为“尊师”，自称“传法弟子”。据孟蜀何光远《鉴戒录》，李德裕信道教，常冠褐，修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沙汰佛徒，超升方士。征诸史籍，其说不虚；德裕曾写过《遥伤茅山尊师诗》。还曾在茅山造老君庙及三圣像，并写有《三圣记》其中云：“有唐宝历二年，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伊真人像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这里德裕俨然以道家弟子自居，而其妻妾也都有道号，就在宝历二年前后，其妻刘氏曾在茅山燕洞宫传授上清法。这些都一定程度反映了其道教倾向的流露。另外要辩明的是，在浙西任内，德裕曾上疏敬宗，劝谏不可太过信用道士周息元，这是因为他认为息元为人诞妄，怕他蛊惑人主，干预政治，与在武宗朝谏赵归真事出于同一目的，并不表示他对道教的排斥。关于这点还可以从他的文中找到明证：德裕曾作《方士论》，并不认为方士均欺诈之徒，他认为真正的方士应是习静者为之，不必妄入朝市，自炫其术；而他作《黄冶论》认为，炼丹之术必有精理，应当可以成功。可见李德裕对于道教教义耽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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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7 会昌时期君相对佛教都不喜好，又都迷信道家教义，兼之赵归真等人乘机排毁，故佛教之劫难就在所不免了。毁小庙宇一千一百六十所，后移治蜀，又毁去属下私邑数千，以地还民，并下令禁止其民剃发；太和三年在浙西任内，下令禁止沙门皈佛以眩人等等。凡此，均为德裕不喜佛法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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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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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81 ［1］傅璇琮《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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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83 ［2］王炎平《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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