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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日休的道统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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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统论首先由韩愈明确提出。他所开列的儒家道统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78)这个道统自“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隋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寖以微灭”。“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79)除将自己列为孟子之后惟一的道统代表外，他还将道统的传人分为二类：“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80)。这一论点基本上为皮日休和柳开所接受，但皮、柳又给予补充，并开列出新的传道统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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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于儒家道统的传人，更加尊崇的是孔子及其后“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的圣人。他说：“圣人之道，德与命符，是为尧、舜。性与命乖，是为孔、颜。噫！仲尼之化，不及于一国，而被于天下，不治于一时，而沛于万世。”(81)又说：“帝之圣者曰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息，禹之功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用之则昌，舍之则亡。”(82)道之用捨在于势位，但在“势”与“道”之间，皮日休更重视道，也即是人文理性的力量。并以此为标准，审察了孟子道统传人的资格。他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又率于子者，则圣人之盗也，夫《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孟子既得圣人之微旨，又“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83)当然是道统的传人。孟子之后，他认为应列入王通。他说：“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京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讳通，生于陈、隋之间，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复之亚，况七十子欤？”(84)王通所代表的儒家子学，至中晚唐开始受到重视，皮日休是称扬最力的一个，他既为王通树碑立传，当然认为他有资格成为道统的传人。但据后文所引，他又在王通之前，孟子之后，列上荀况的大名。这就不仅与韩愈不同，也与宋以后的道统谱系不同，这是皮日休独具的见解。皮日休的道统新谱系是这样开列的：“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醨，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蹴扬、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85)他认为孔子之后，圣人之道几度郁而不明，历代道统传人的意义，就在于使儒道不坠于地，他们的功绩是无可比拟的，正如他在《文中子碑铭》中所说：“大道不明，天地纶精，俟圣畅教，乃出先生”，“先生之功，莫之与京”。而他自己则是服膺儒道，向往诸人，“嗜先生道，业先生文”而已，是道统的维护者，并未把自己列入道统传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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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罗隐与陆龟蒙的思想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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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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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原名横，字昭谏，后因屡试不第才改名为隐，罗隐二十七岁就在贡籍，“才了十人，学殚百代”(86)，但是他应试十次都没有考取进士。《吴越备史·罗隐传》说：“隐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87)《十国春秋·罗隐传》也说：“隐本名横，貌寝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更今名。”(88)罗隐自己也说：“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89)罗隐是两部政治思想著作《谗书》和《两同书》的作者，在其著作中，可以发现构成其儒家政治哲学的绝大部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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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寸广圣人之道”的弘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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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作为皮陆诗人群体的一位重要的成员，他也在诗文中主张文章应该弘扬儒家圣道，从而达扶持教化，以诗歌净化人心的目的。他在《答贺兰友书》中就说：“然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欤？夫礼貌之于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时。其进于秉笔立言，扶植教化，当使前无所避，后无所逊，岂以吾道沉浮于流俗者乎？仲尼之于《春秋》，惧之者，乱臣贼子耳，未闻有不乱不贼者，疑仲尼于笔削之间。”(90)（《谗书卷第五·罗隐·答贺兰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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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在这里向朋友表明自己所学所作不仅仅是为了科举竞名，而是为了能够“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以方寸广圣人之道”(91)，为了推广儒家圣贤之道，罗隐主张写作文章应该文道结合，以传达儒家圣道为目的，借以推广教化，这是其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罗隐在《代韦征君逊官疏》中借韦征君的口气说话，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其曰：“臣少而屏病，自念材具不可攀望多士，缩山野，掀搅遗虫，无片言以裨教化，无一字以纪休明，行坐语默，寝食而已。岂知衰造过，爵下授，所谓饰揉穴以冠带，飨爱居以酒食者也。”(92)从中可以看出罗隐对文章文道结合以弘扬儒家教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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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这么看重先圣之道，究竟是哪些人的道术呢，在《圣人理乱》文中他作了说明，其曰：“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乱。周公，圣人也；仲尼，亦圣人也。岂圣人出，天下有济不济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下又以圣人之道属之，是位胜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绝，周室衰替，而天下以圣人之道属之旅人，是位不胜其道，天下不得不乱也。”(93)（《谗书卷第二·罗隐·圣人理乱》）可见，罗隐的先圣之道主要是指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人的道术，那还有没有其他人的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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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商非不肖》中罗隐也指出：“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无若丹朱，无若商均。是唐、虞为圣君，丹、商为不肖矣。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为不肖不在于丹、商也，不知唐、虞用丹、商于不肖也。夫唐、虞之理，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国者，又如是乎？……是唐、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仲尼不泻其旨者，将以正唐、虞之教耳，而犹汤放桀、武王伐封焉。”(94)（《谗书卷第二·罗隐·丹商非不肖》）在文章中，罗隐认为孔子之道源于尧、舜。从《圣人理乱》和《丹商非不肖》两文中，可以见出罗隐所谓的儒家之道主要是尧、舜、文王、武王、孔子、孟子等，这与韩愈《原道》中罗列的儒家道统同出一辙，可知罗隐反复强调的道是儒家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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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孔子后世之道为外”的儒道会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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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的《两同书》以老子和孔子学说为内外篇，即前五篇籍老子之言述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之理；后五篇借孔子之言论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之理。这一特征导致许多传统的中国评论者简单地概括说，前五章是专门处理有关修身养性的道家哲学，而后五章则专门处理有关治国训世的儒家准则；“两同”这一颇具迷惑性的简短题目，其实际含义是，罗隐试图要表明儒道两家名异而实通，殊途而同归。(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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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同书》的内外只是个道儒的分别，并无轻重之分。罗隐试图将道家的自然哲学与儒家的经教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儒家的学说为治外，亦即传统的治国平天下；道家的自然而然为内，可见，《两同书》是一部有意识地架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之间沟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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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而异名”的儒道两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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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认为儒道“同出而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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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贱之理、著之于自然也。是故时之所贤者，则贵之以为君长，才不应代者，则贱之以为黎庶。然处君长之位非不贵矣，虽莅力有余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居黎庶之内非不贱矣，虽贫弱不足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是以贵贱之途，未可以穷达论也。故夫人主所以称尊者，以其有德也。苟无其德，则何以异于万物乎。是故明君者，纳陛轸虑、旰食兴怀，劳十起而无疲，听八音而受谏。盖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黄轩致顺风之请；颖水幽居，帝尧发时雨之让。夫以鳏夫独善之操，犹降万乘之尊，况天子厚载之恩，而为百姓所薄者哉。盖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无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岂徒为名而已哉。实恐坠圣人之大宝，辱先王之余庆也。故贵者荣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贱者辱也，虽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苟以不仁，欲离其贱，而贱不离之。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岂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贵，是之谓乎！(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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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从自然性中去寻找物性与人性及其现象的理性关系，儒家是从理性关系中去寻找自然性，尽管两者所理解的合理与理性不尽相同，尤其是道家与儒家各自所理解的“善”有异义，却并不妨碍其存在的共同性。罗隐所做的正是力图在两者当中找到这种共同性，所谓“同出而异名”即其意。他的做法是将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注入仁义理智的社会道德及其社会秩序，又认定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及其社会次序关系合乎自然主义。罗隐认同孔子所言的贵贱关系与有德与无德的人为有关，但罗隐强调了贵贱背后的自然性，处贵未必一定贵，处贱也未必贱，“贵贱之途不可以穷达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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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人困，时夺天功”的儒道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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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在将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其基本做法就是将仁义礼智等内容置于自然主义的道之下，相信仁义礼智是自然主义的“道德”所包含的内容，罗隐明显地受到了道教思想的影响，尽管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包括道教和佛教），但是，对道佛教所推动的三教合流的学术风气，他不是采取拒斥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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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隐看来，道虽然达济天下，但道乃是个高度抽象的原则，未见得对具体的事事物物都直接有效。道的规范作用需要一个自然过程才能发生，而且还需要有个时机，罗隐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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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天无机也，则当善而福，不善而灾，又安得饥夷齐而饱盗跖？苟人无机也，则当用则行，不用则否，又何必拜阳货而劫卫使？是圣人之变合于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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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后授之以时。时也者，机也。在天为四气，在地为五，在人为宠辱忧惧通厄之数。故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彼圣人者，岂违道而戾物乎！在乎时与不时也。是以道为人困，而时夺天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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