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3623
1702053624
御臣者，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其权宽则其臣慢而好乱，使夫宽而不至乱、峻而能安者，唯圣人之所明也。恐马之多逸，舍马而徒行，则长路不可济也；惧臣之为乱，舍臣而独任，则天下莫能理也。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则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则不能止其乱也。是故项羽不用范增，是舍马而徒行；汉帝虽有曹操，是乘马而无辔。苟欲不败，其可得乎！(126)
1702053625
1702053626
晚唐国运衰颓，科举制度黑暗，士人怀才不遇是普遍的现象。罗隐一生“十举不第”，为功名受尽奔波劳碌之苦，即是明证。对此，罗隐提出，“取其才”而“制其乱”的儒家用人思想，君主应该合理利用人才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一建议，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1702053627
1702053628
参考文献
1702053629
1702053630
［1］朱亚辉《罗隐〈太平两同书〉政治哲学的实践主体》，《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01。
1702053631
1702053632
［2］郭武《罗隐〈太平两同书〉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学研究》，2006，03。
1702053633
1702053634
［3］李定广《罗隐生平事迹辨正—兼与吴在庆先生商榷》，《汕头大学学报》，2006，06。
1702053635
1702053636
［4］李大华《自然主义与道德主义——从罗隐〈两同书〉及其小品文看传统学术的现代性》，广州市社会科学院，2003．10．28。
1702053637
1702053638
［5］吴器《罗隐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5，05。
1702053639
1702053640
［6］王良永《罗隐〈谗书〉检论》，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02。
1702053641
1702053642
［7］惠联芳《论罗隐及其诗》，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3，01。
1702053643
1702053644
［8］邹春秀《罗隐论稿》，安徽师范大学，2004。
1702053645
1702053646
［9］程显平《读罗隐〈谗书〉札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
1702053647
1702053648
［10］邓惠红《罗隐诗文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1702053649
1702053650
二、陆龟蒙的思想及其特点
1702053651
1702053652
陆龟蒙的创作继承了儒家实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主流传统，强调文学要服务于社会政治，批判现实。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陆龟蒙的小品文：“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127)
1702053653
1702053654
（一）“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的儒家文学思想
1702053655
1702053656
陆龟蒙的散文成就远高于诗歌，他以一种“我慕圣道，我耽古书”的崇儒精神，引儒家“惩劝”诗论入文论，其文论的核心是传统儒学的劝善惩恶观，表现为一种“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的儒家文学思想。
1702053657
1702053658
他引儒家“惩劝”诗论入文论。
1702053659
1702053660
重视文学的功利主义，是儒学文学思想的孩心。从儒学始祖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唐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为文强调补救时弊，吟诗注重兴寄惩劝，既是一脉相承的文统，也是后先相继的道统。陆龟蒙从儒家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接受了这一主张。他在《苔赋》并序中说：
1702053661
1702053662
江文通尝著《青苔赋》，尽苔之状则有之，惩劝之道，雅未闻也。如此则化下风上之旨废，因复为之，以嗣其声云。(128)
1702053663
1702053664
所谓惩劝之道化下风上之旨就是要坚持文学的功利主义，强调为“时”为“事”而作，反对单纯地写景状物。这种见解显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晚唐形式主义文风重新笼罩文坛的时候，陆龟蒙标举“劝惩”和“化下风上”的创作原则，这和杜牧的“铺陈功业，称校短长”(129)，皮日休的“上剥远非，下补近失”(130)。的主张，实质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惩劝”和“化下风上”本是儒家传统的诗论，陆龟蒙把它载入自己的文论中，并付诸实践，使他亲自编定的《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在晚唐大放异彩，和罗隐的《谗书》、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中的优秀小品文共同在唐代散文史上谱写了灿烂的一章。
1702053665
1702053666
陆龟蒙以诗论入文论的特色，还可证之以《蚕赋》。《序》中他径直把儒家诗论的“美刺”用以论文：
1702053667
1702053668
苟卿子有《蚕赋》，杨泉亦为之，皆言蚕有功于世，不斥其祸于民也。余激而赋之，极言其不可，能无意乎？诗人《硕鼠》之剌，于是乎在。(131)
1702053669
1702053670
陆龟蒙文论的进步性不仅在于他重视创作的美刺惩劝原则，而且还体现在他对美刺原则的运用上。他在小品文中所“美”的，是“尧舜霉瘠，大禹胼胝”(132)的躬耕劳苦，是“抗节不仕”(133)、“忍饥诵经”(134)的高风亮节。所“刺”的是“斧抵耋老，干穿乳儿”(135)的杀戮无度，是“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136)尸餐禄位的贪官，是“专利以饰诈，祟奸而树非”(137)的浇薄世风，是民“怖之，走畏恐後”(138)的怪状，甚而是昏暗“不明”的“天帝”：“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为天帝乎？”(139)这些小品文见解的深刻，笔锋的犀利，战斗性的强烈，和陆龟蒙进步的儒家文论有一定的联系。
1702053671
1702053672
（二）“我慕圣道，我耽古书”的崇儒精神
[
上一页 ]
[ :1.7020536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