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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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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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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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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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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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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朱子语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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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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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宋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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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说 北宋前期的儒学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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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韩愈、李翱，这早已成为宋代思想史研究的通识。【1】除此以外，北宋初年柳开、王禹偁等人的累积之渐，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孙复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国朝自柳仲涂开、王元之禹偁、孙汉公何、种明逸放、张晦之景既往，虽来者纷纷，鲜克有议于斯文者。诚可悲也！”【2】当然，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崇道尊经、排佛抑文的基本方向的奠定，【3】则不能不归功于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和石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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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期儒学建构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讲学活动的开展，促成了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其中，胡瑗在苏州和湖州等地的教学实践影响最为深广。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曾对此特加表出：“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5】其二是新的经学风气的开创。宋初经学，于六经之中尤重《春秋》和《周易》。【6】此时的《春秋》学，往往于三传之外另出新义。这种新风气是由孙复和刘敞奠定的：“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刘）敞始。”【7】《易》学则以义理为宗，其中以胡瑗的《周易口义》影响最大。【8】除此之外，复有以“图”、“书”说《易》的一派：“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刘）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9】然而，宋代的象数图书之学，主要是用象数来构建宇宙论的系统，进而发明义理，这与汉代的象数学重在推演逆顺吉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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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胡瑗的《周易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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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少年时“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11】后因范仲淹等人的推荐，先后主持苏州和湖州州学。其创立的苏湖教法，成为庆历四年（1044）所建京师太学的范本。自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起，任职于太学。嘉祐四年（1059），以太学博士致仕。卒于杭州。胡瑗教学，立“经义”和“治事”两科，前者重经义传习，后者主实行致用。一时贤俊，如钱藻、孙觉、范纯仁、徐积等，皆出其门下，程颐也深受其影响。【12】胡瑗一生著述甚丰，然多已亡佚。至今尚存的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和《皇祐新乐图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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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口义》一书并非胡瑗亲撰，而是其弟子倪天隐记录和整理的授课讲义。【13】此书于北宋即已流传甚广，对当时的《易》学风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邵氏闻见录》载：“程子与谢湜书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14】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曾多处引用胡瑗的观点，如在《观》卦《彖》辞注中说：“予闻之胡翼之先生曰：居上为天下之表仪。”【15】又如《大畜》上九爻辞注云：“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16】除此类明确征引胡瑗观点的表述外，还有一些虽未明确指出，但基本上全用《口义》的地方。比如《师》卦六五注，《口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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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田野之有禽，则是害苗稼，固当猎取之。天下有奸诈之人，则是犯王之命，固当征讨之。盖奸臣贼子，虽治平之世亦不能无，但在上之人实时诛之，不可使滋蔓。其牙蘖必务翦除而清其乱也。是如田之有禽，必伤害苗稼，固猎而去之可也。“利执言无咎”者，夫兵者凶器，圣王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者所以诛不廷而讨不轨也。然而征讨之事，圣人固不当亲往之。所利者但执彼之不顺之言，遣将而征讨之可也。以此而行于义，自得其无咎矣。“长子帅师”者，夫长子止言九二之爻也。言九二有刚明之才，中正之德，能统一师众，又为六五所委任，故能帅其众同心戮力以赴难，然后获其成功也。是长子帅师之效也。“弟子舆尸，贞凶”者，弟子止谓众阴之爻也。舆，众也。尸，主也。夫统兵举众，必使号令齐一，法律中正，然后能成战阵之功。或任以柔弱之质，而复众主其兵，号令赏罚出于二三，以至众有离叛之心。又不能成战阵之功以正道，则凶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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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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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位，兴师之主也。故言兴师任将之道。师之兴，必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为生民之害，不可怀来，然后奉辞以诛之。若禽兽入于田中，侵害稼穑，于义宜猎取则猎取之。如此而动，乃得无咎。若轻动以毒天下，其咎大矣。执言，奉辞也。明其罪而讨之也。若秦皇汉武，皆穷山林以索禽兽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将授师之道，当以长子帅师。二在下，而为师之主，长子也。若以弟子众主之，则所为虽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长者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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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则知程《传》对此爻的注释几乎完全出自《口义》，而与王弼《周易注》异趣。由此可以看出胡瑗的《易》学对程颐的深刻影响。【19】当然，胡瑗在《易经》的解释体例和原则上，基本上完全以王弼为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突破。这与程《传》对王弼《周易注》的系统超越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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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易》体例上，胡瑗基本上仍秉承“承”、“乘”、“比”、“应”以及“当位”和“不当位”的解释原则。甚至对王弼寡以统众的原则，也不加辨析地承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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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万化一术也，天下一统也。若以至正之道、纯一之德而治之，则天下自然而治矣。若不以纯一之德而治之，则天下自然而睽乖矣。故王辅嗣尝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动者，贞夫一者也。”是天下之动，必由寡之所治，贞其一而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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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寡以统众的原则，就会出现一阴统帅众阳的状况。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正统的儒家观念相违背的。程《传》对这一原则的修正，其着眼点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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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瑗精通律历，【21】因此在解释《乾》、《坤》二卦时，引入了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在《乾》卦初九注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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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乾坤之十二爻，配之十二月。今初九乃是建子之月，一阳始萌于黄钟之宫。虽生成之功未及于物，然已有生成万物之心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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