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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弼依爻与位的关系解析《周易》的方式不同，【76】范仲淹的《易义》主要是依内外卦的关系来把握卦爻辞的内涵。而在他看来，内卦象征的是德，外卦象征的则是位。《乾》卦是“君之象”，因此，内卦指涉的是君德，而外卦指涉的则是君位。内外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居中的爻位，即二和五。他不赞成那种“泥于六位之序”的作法，因为在那样的模式里，只以五为君位，那样就无法解释“始画八卦”时只有三个爻位的状况。只要把握了内外的关系，了解了二位和五位的意义，其余各爻就要从具体的进退安危的遭际来谈了，而不必一定要依循从下而上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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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义》既建立起了以内外卦关系解《易》的一般原则，在具体的解析中，又着眼于内外卦的象征义来加以引申和展开。如论《萃》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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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泽处于地，《兑》为泽，《坤》为地。其流集矣。上说下顺，其义亲矣。物情和聚之时也。上以说临下，下以顺奉上，上下莫不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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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升》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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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夫高以下为基，木始生于地中，其举远矣。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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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卦以泽在地中之象，来强调汇聚之义，又以上卦《兑》的本义“说”（即悦）与下卦《坤》的本义“顺”，强调居上位者的和悦及在下位者的承顺所带来的亲和之情，由此来解释此卦人物上下聚集之义。后一卦则以“地中生木”（《升》上坤下巽，而巽为木）之象，来比喻有德之人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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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卦的关系，在《易义》中常常象征在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关系。如其解《损》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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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夫阳实也，阴虚也。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以实益虚者也。虚者反实，则实者反虚矣。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也。《兑》为说。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兑》为泽。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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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卦的解释中，范仲淹首先用山泽的象征关系，指明此卦喻指的是“取下资上”的状况。接下来，他就将上下卦的关系直接等同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解释了此卦之所以为“损”的原因，在于“务于取下，乃伤其本”。进一步又用下卦《兑》所具有的“泽”的象征义，将其与取下无时与枯竭民泽联系起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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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者解《易》，多突显其中所包含的仁民爱物之义，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于王弼之以老庄说《易》。《易义》也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如其中论《兑》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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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泽重润而上下皆说，君子推恩敷惠之时也。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今复重之，民说而无疆者也。劝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则顺乎天、应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然则说之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说之时，必内存其刚正，然后免佞之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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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解析此卦时，主要强调的是泽的蕴意，强调“推恩敷惠”。对于《彖传》中所说的“刚中”，则以“说”往往失之于佞，故需刚正来加以校正来解说。而王弼在注解此卦时，则有意回避“泽”这一重要概念，显然与他反对“立善行施”的政治理念有关。【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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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兼容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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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范仲淹也主张对僧道有所沙汰。在其早年的《上执政书》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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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有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惸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寺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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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释老之道，而是强调“缁黄”之徒过多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僧徒剃度后父母的赡养问题、修建寺观蠹费财用的问题等。这与当时的大多数儒者的见解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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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范仲淹的个人生活还颇受释老的影响。比如，他曾给韩琦写信，指点其养生祛疾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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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气，不调则其气不平，气不平则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于十二时中，寝食之外，皆徇外事，无一时调气治身，安得而不为疾耶？请那十日之功，看《素问》一遍，则知人之生可贵也。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疾自此去矣。爱重爱重！《素问》奇书，其精妙处三五篇，恐非医者所能言也。《书序》云“三坟言大道也”，此必三坟之书。宜少服药，专于惜气养和，此大概养生之说也。道书云“积气成真”，是也。惟节慎补气咽津之术可行之，余皆可怪。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乱，宜无信矣。【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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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看，范仲淹并不怀疑道家“节慎补气咽津”等养生术的效用，而对神仙之说，则持根本上否定的态度。“贪慕神仙”，自属有心有欲，因此不可能做到心如死灰，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信验了。他把《素问》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联系起来，显然也并不简单地将此书视为道家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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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对佛教也有向慕之意，曾专门撰写《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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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圣人爱民恤士，命余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途中寓宿保德水谷之传舍，偶于堂簷罅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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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对待释老的态度，也决定了范仲淹无法在思想层面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做出真正实质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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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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