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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81 道家强调避名、远名,固然有其敦朴保真的用意,然而,对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这样的论调无疑是有害的。范仲淹在此明确地指出了名的社会功能,对名誉的爱惜对于每个人行为都构成某种约束的力量。而先王之所以“以名为教”,正是要发挥名的这种功能。对于由爱名而产生的伪善,范仲淹也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援引《孟子·尽心上》五霸“假”仁义之名的论述,进而指出五霸虽“假”仁义之名,但较之后世那些“不复爱其名”的诸侯来说,还是要高尚得多。同样,“假忠孝而求名”的人,虽然不是真的有忠孝之心,但总还有所忌惮。而一旦人“不复爱其名”,那也就真的无所畏惮,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反道败德,弑父叛君”,无所不为了。这一论辩,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实为殊途同归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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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83 第三节 《易义》的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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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85 与北宋的大多数儒者一样,范仲淹也非常重视《周易》。他的《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易义》中。北宋易学家,如欧阳修、张载、程颐等,大都深受王弼《周易注》的影响,【74】尤其是在分析模式上。而范仲淹的易学在解释范式上却自成统系。在对《乾》卦的讨论中,他陈说了自己对《易》的理解,并对流行的解析方式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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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87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之时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有时舍之义,故曰“见龙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圣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时乘之义,故曰“飞龙在天”;位正于上,故曰“利见大人”,“乃位乎天德”,于是乎位矣。或者泥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曾不思始画八卦,三阳为《乾》,君之象也,岂俟于五乎?三阴为《坤》,臣之象也,岂俟于四乎?《震》为长子,岂俟重其卦而始见于长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则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余爻则从其进退安危之会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龙,而九三不言龙而言君子,盖龙无乘刚之义,则以君子言之。随义而发,非必执六龙之象也。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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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89 与王弼依爻与位的关系解析《周易》的方式不同,【76】范仲淹的《易义》主要是依内外卦的关系来把握卦爻辞的内涵。而在他看来,内卦象征的是德,外卦象征的则是位。《乾》卦是“君之象”,因此,内卦指涉的是君德,而外卦指涉的则是君位。内外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居中的爻位,即二和五。他不赞成那种“泥于六位之序”的作法,因为在那样的模式里,只以五为君位,那样就无法解释“始画八卦”时只有三个爻位的状况。只要把握了内外的关系,了解了二位和五位的意义,其余各爻就要从具体的进退安危的遭际来谈了,而不必一定要依循从下而上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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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91 《易义》既建立起了以内外卦关系解《易》的一般原则,在具体的解析中,又着眼于内外卦的象征义来加以引申和展开。如论《萃》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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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93 《萃》,泽处于地,《兑》为泽,《坤》为地。其流集矣。上说下顺,其义亲矣。物情和聚之时也。上以说临下,下以顺奉上,上下莫不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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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95 又如《升》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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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97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夫高以下为基,木始生于地中,其举远矣。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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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899 前一卦以泽在地中之象,来强调汇聚之义,又以上卦《兑》的本义“说”(即悦)与下卦《坤》的本义“顺”,强调居上位者的和悦及在下位者的承顺所带来的亲和之情,由此来解释此卦人物上下聚集之义。后一卦则以“地中生木”(《升》上坤下巽,而巽为木)之象,来比喻有德之人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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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01 上下卦的关系,在《易义》中常常象征在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关系。如其解《损》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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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03 《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夫阳实也,阴虚也。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以实益虚者也。虚者反实,则实者反虚矣。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也。《兑》为说。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兑》为泽。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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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05 在此卦的解释中,范仲淹首先用山泽的象征关系,指明此卦喻指的是“取下资上”的状况。接下来,他就将上下卦的关系直接等同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解释了此卦之所以为“损”的原因,在于“务于取下,乃伤其本”。进一步又用下卦《兑》所具有的“泽”的象征义,将其与取下无时与枯竭民泽联系起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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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07 北宋儒者解《易》,多突显其中所包含的仁民爱物之义,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于王弼之以老庄说《易》。《易义》也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如其中论《兑》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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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09 《兑》,泽重润而上下皆说,君子推恩敷惠之时也。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今复重之,民说而无疆者也。劝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则顺乎天、应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然则说之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说之时,必内存其刚正,然后免佞之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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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11 范仲淹解析此卦时,主要强调的是泽的蕴意,强调“推恩敷惠”。对于《彖传》中所说的“刚中”,则以“说”往往失之于佞,故需刚正来加以校正来解说。而王弼在注解此卦时,则有意回避“泽”这一重要概念,显然与他反对“立善行施”的政治理念有关。【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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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13 第四节 兼容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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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15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范仲淹也主张对僧道有所沙汰。在其早年的《上执政书》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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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17 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有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惸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寺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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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19 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释老之道,而是强调“缁黄”之徒过多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僧徒剃度后父母的赡养问题、修建寺观蠹费财用的问题等。这与当时的大多数儒者的见解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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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21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个人生活还颇受释老的影响。比如,他曾给韩琦写信,指点其养生祛疾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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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23 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气,不调则其气不平,气不平则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于十二时中,寝食之外,皆徇外事,无一时调气治身,安得而不为疾耶?请那十日之功,看《素问》一遍,则知人之生可贵也。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疾自此去矣。爱重爱重!《素问》奇书,其精妙处三五篇,恐非医者所能言也。《书序》云“三坟言大道也”,此必三坟之书。宜少服药,专于惜气养和,此大概养生之说也。道书云“积气成真”,是也。惟节慎补气咽津之术可行之,余皆可怪。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乱,宜无信矣。【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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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25 从此信看,范仲淹并不怀疑道家“节慎补气咽津”等养生术的效用,而对神仙之说,则持根本上否定的态度。“贪慕神仙”,自属有心有欲,因此不可能做到心如死灰,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信验了。他把《素问》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联系起来,显然也并不简单地将此书视为道家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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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27 范仲淹对佛教也有向慕之意,曾专门撰写《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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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4929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圣人爱民恤士,命余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途中寓宿保德水谷之传舍,偶于堂簷罅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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