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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信看，范仲淹并不怀疑道家“节慎补气咽津”等养生术的效用，而对神仙之说，则持根本上否定的态度。“贪慕神仙”，自属有心有欲，因此不可能做到心如死灰，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信验了。他把《素问》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联系起来，显然也并不简单地将此书视为道家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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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对佛教也有向慕之意，曾专门撰写《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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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圣人爱民恤士，命余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途中寓宿保德水谷之传舍，偶于堂簷罅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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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对待释老的态度，也决定了范仲淹无法在思想层面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做出真正实质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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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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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人。四岁而孤。家贫，其母以荻画地，教之以书。进士及第后，为西京推官。与尹洙、梅尧臣等相过从，以文章之名冠天下。后入朝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因言事获贬，欧阳修以书责司谏高若讷，称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而被贬为夷陵令。庆历三年，起知谏院。参与了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后因朋党之议，为奸邪所陷，出知滁州、扬州等地。复为翰林学士，主持修撰《新唐书》。嘉祐二年知贡举，排抑被称为“太学体”的险怪奇涩文风，使场屋风气为之一变。此年贡举，程颢、张载、二苏、三曾皆在选中。在翰林八年，累迁至参知政事。后因诬罔，自请出守亳州，改知青州。守青州时，因上书请止青苗钱，为王安石所诋。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熙宁五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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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行谊文章，不仅为同代推服，亦为后世景仰。苏轼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是很恰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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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论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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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自幼喜读韩文，其《记旧本韩文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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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未尝有道韩文者。【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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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尊韩之风起于仁宗天圣年间，欧阳修与身其间，其推助之功，实不可没。【86】而韩愈尊儒排佛的思想，更对欧阳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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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愈一样，欧阳修也将释氏视为当世的主要患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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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孔子叹为俑者不仁，盖叹乎启其渐而至于用殉也。然则为佛者，不犹甚于作俑乎！……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盖其为说，亦有可惑人者。【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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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甚至将排击佛法提高到尊王攘夷的高度。在这里，华夷之辨的根本分野在于中国文化独有的价值形态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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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的危害不仅体现在文化和精神价值上面，还影响到当世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原弊》一文中，欧阳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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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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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浮图之民”和“兵戎之民”不仅使本该用力于南亩的劳力大大减少，而且还因其不劳而食，极大地增加了国民财富的耗费。更严重的是，由于为僧为兵者可“终身安佚而享丰腴”，而“尽力乎南亩”的本份之民却不免于饥寒，这等于是在诱导百姓从事虚无骄浮之事，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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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之所以能“为中国患千余岁”，其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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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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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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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佛法自有感染百姓的力量，这一力量源自其“为善之说”。另一方面，佛法之所以有为患中国的可能，根本原因在于三代以降的政阙礼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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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释氏为患的根本原因在于政阙礼废，那么对治释氏之患的方法也应是从根本上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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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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