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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甚至将排击佛法提高到尊王攘夷的高度。在这里，华夷之辨的根本分野在于中国文化独有的价值形态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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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的危害不仅体现在文化和精神价值上面，还影响到当世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原弊》一文中，欧阳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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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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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浮图之民”和“兵戎之民”不仅使本该用力于南亩的劳力大大减少，而且还因其不劳而食，极大地增加了国民财富的耗费。更严重的是，由于为僧为兵者可“终身安佚而享丰腴”，而“尽力乎南亩”的本份之民却不免于饥寒，这等于是在诱导百姓从事虚无骄浮之事，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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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之所以能“为中国患千余岁”，其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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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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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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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佛法自有感染百姓的力量，这一力量源自其“为善之说”。另一方面，佛法之所以有为患中国的可能，根本原因在于三代以降的政阙礼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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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释氏为患的根本原因在于政阙礼废，那么对治释氏之患的方法也应是从根本上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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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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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释氏之患要在“修其本”，而不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必欲“火其书”而“庐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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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教的神仙长生之术，欧阳修也有明确的批评。其《删正黄庭经》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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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后世贪生之徒，为养生之术者，无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谓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诸内者，于是息虑绝欲，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以养其神。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犹愈于肆欲称情以害其生者，是谓养内之术。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养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贪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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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看来，生必有死，乃自然之理。道教信徒以长生为目的的种种造作，实本于贪生之谬惑。而欧阳修以“永和石本”校定《黄庭经》，即以强调养生之《黄庭外景经》为正本，取代当时流传的芜杂谬妄的《黄庭内景经》，其目的正在于使世人明晓神仙之说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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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之道与道家诞妄虚托之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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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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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非什么高妙虚玄的东西，不过是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每日常行的道理。孔子没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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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下首在于明本末，除众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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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之教以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则王道成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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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本在于使天下、邦国、民、官皆有一定之规，使上下各安其位，各尽其职，然后才能“足食足兵”。在此基础之上，再制作礼乐来教化百姓，使风俗淳厚。这就是王道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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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一原则为标尺来衡量当世的状况，欧阳修也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以及对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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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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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和兵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是人人皆知的，但如何才能做到“足食足兵”却并不是仅仅着眼于丰财强兵就能做到的。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是节财和用兵的关键。而制度既已确立，还需有德才相应的人来贯彻和实施。欧阳修显然没有把制度看做最重要的因素，制度对于治理国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能领会制度的精神，进而能将制度真正地付诸实施的人，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空文。而要想得人而任，就必须“尊名以厉贤”。所谓“尊名以厉贤”，就是要统治者崇尚名节，一方面，让贤德之人愿意为朝廷任使，另一方面，进而鼓励人们以追求德性、成德成贤为目标。节财、节兵、立制、任贤、尊名，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做到“五者相为用”，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北宋政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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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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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朋党之议起于宋仁宗景祐三年。是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黜知饶州。廷臣多谏争，而司谏高若讷独以范为当黜。欧阳修遂贻书责之，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自此，朋党之论渐起。【97】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韩琦等同为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石介以此作《庆历圣德诗》，而朋党之论更盛。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以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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