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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31 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记周、邵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复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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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33 与作为“万世大公之器”的正统相比,历史著述只是“有司”的一种职事而已。如果为了迁就历史记事的方便,而无原则地将正统妄假于人,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正统论的根本宗旨在于延续和发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10】我们应该以欧阳修理解《春秋》的方式来把握他的《正统论》,从而领会其著述之目的是要像《春秋》那样“谨一言而信万世”。【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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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35 关于正统,欧阳修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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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37 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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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39 评判正统的标准在于“德与迹”。“正”着眼于“德”,而“统”着眼于“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论的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德,而是得天下的根据。比如,欧阳修不赞同“谓秦为闰”的观点,认为秦之得天下,其来有自,并非全无根基。尽管“秦之兴,务以力胜”,德虽有所不足,但其功和力还是远优于魏晋等朝代。苏轼在其《正统论》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113】欧阳修之所以不以三代之德来作为正统的标准,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德与功”等指得天下的根据),【114】而是因为他不忍轻易地以无君之名加于天下。换言之,天下之大恶,莫过于无君。再糟糕的君主统治,也胜过让天下陷于混乱和分裂的状况。这里,残唐五代之乱的历史记忆在欧阳修的思考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欧阳修论曰:“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115】欧阳修当然希望统治者都能以德统一天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不得已要退而求其次:只要能让天下统一,使战乱得以平息、百姓得以粗安,总比四方争战不息、百姓民不聊生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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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41 由于正统论既涉及对既往历史的评判,又有规约将来的寓意。所以,欧阳修《正统论》一出,正统之辨遂成为北宋思想论争的主题之一。章望之著《明统》三篇,于正统之外更立“霸统”一名,来安置魏、梁等朝代。苏轼又著《正统论》三篇,来发明欧阳修未尽之旨。苏轼用名实的概念来区分正统,认为“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在他看来,所谓正统,不过是在说“有天下”而已。也就是说,“正统”只是对“有天下”这一事实的追认而已,这只是一种空名,而并不包含道德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认为是否给予“正统”之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他认为,这也是他与欧阳修的区别所在。这样一来,苏轼的讨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欧阳修赋予正统论的重要意义。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欧阳修之正统论并不是“纯乎名”的。换言之,欧阳修并没有试图抽空正统论中深寓的道德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统论才能作为欧阳修《春秋》学的发挥,在对既往历史的评判中,寓规约将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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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43 第四节 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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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45 经学史上,欧阳修的影响恐怕首先来自于他的“疑古”精神。如疑《泰誓》为伪书,以《周礼》为“不完之书”,否认子夏序《诗》说,【116】以《春秋》正“三传”之谬,认为《系辞》非孔子所作等等。而这种“疑古”精神,可以视为北宋士大夫精神中理性化倾向的一个突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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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47 欧阳修疑古的根本依据在于《论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泰誓》里有“白鱼赤乌”的记述,欧阳修以“奇书怪说”称之,其疑《泰誓》为伪,根本宗旨在于“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117】《系辞》既讲“河出图,洛出书”,又讲“包羲氏……始作八卦”,欧阳修认为二说相互牴牾,显然不是孔子所作。这里,对河图、洛书的怀疑其实是关键所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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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49 在欧阳修看来,经和传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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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51 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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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53 此论固然是就《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而发,但也是关于经与传关系的一般论述。经言简而意深,传则“繁衍丛脞”。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其原因在于经和传的作者在德性和智慧两方面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圣人也,万世取法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120】作为圣人的孔子,是立法者,其立法的精神是后面所有世代的标尺。而传者则只是一些博学多闻的经师、学者而已,并不能完全领会圣人立法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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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55 欧阳修对经学史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易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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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57 欧阳修对王弼的《周易注》极为推重,他甚至将王弼在易学上的贡献与孔子相提并论。【121】当然,在他看来,王弼的《周易注》仍然是“善矣,而未尽”。【122】《周易》一书既有卦辞、爻辞,又有彖辞和象辞,如何在整体上理解这些不同层次的辞的关系,就成了理解《易》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欧阳修有其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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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59 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为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常怪而隐。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夫卦者,时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时无不可为。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之义,为中人以上而设也。爻之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顺六位,君子小人之杂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顺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顺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为中人以下而设也。是以论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失得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为言,所以告人之详也。是故穷极万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遗,其及于怪者,穷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隐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尽万物之理,而为之万事之占也。【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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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61 卦所论的是“时”。这里所说的“时”,有时机、情势之意,即某个人或某个共同体所不可避免的逆顺穷通等种种际遇。而《周易》的卦辞、彖辞和象辞的主体是圣人君子,因此,“时无不可为”,只要依据具体的时势出处进退,则无往而不利。而爻则是卦所象征的某一时势中的具体位置。在一具体时势中,总有有利、不利、主导、从属的位置。不同德性的人占据不同的位置,就有了逆顺之别。这里的逆顺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位之得失,比如,小人占据有利和主导的位置,而君子却处在不利和从属的位置,会对整个时势发生根本的影响,造成某一共同体的整体的逆顺;其二,得位与否,当然也涉及个人的逆顺和吉凶。爻辞实际上是占筮之辞,着眼于个人之逆顺。圣人君子德全智周,无论处于何种时势,无论得位与否,都不会对他们的个人产生根本上不利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占筮的主要目的在于决定个人的出处进退之类的大节,而不在于预知祸福吉凶。因此,爻辞主要不是为圣人君子而设的,而是为“中人以下而设”。由于爻辞主要是为“中人以下而设”,因此大多为不吉之辞。而爻辞既然以占筮为目的,所以要穷究人物之具体情状,广涉譬喻,方能将吉凶的具体情形详尽地展现出来。爻辞之所以“常怪而隐”的原因即在于此。而卦辞、彖辞和象辞只涉及某一具体时势下人之进退出处的大义,因此简要易明,而且大率为吉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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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63 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指出:“《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124】在他看来,《周易》各卦不是只讲某一单一的道理,而且所针对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欧阳修对《周易》各卦的理解,一本于彖辞和象辞,因为彖辞和象辞是孔子所作。孔子之所以作《彖》、《象》,在于“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125】通过《彖》和《象》,孔子重新揭示了文王在《易》中寄寓的“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126】使《易》成为引导生活的指针。因此,《易》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占筮,而在于其所系之辞中寓涵之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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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65 《易》的卦爻辞都是用来说明人事的。【127】其中所述阴阳之理,主要是讨论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比如在解释《剥》之彖辞“君子尚消息盈虚”时,欧阳修说:“《剥》,阴剥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128】君子之所为,当顺时而动。一旦君子得其时位,其待小人之道也可于《易》中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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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67 童子问曰:“‘《夬》,不利即戎’,何谓也?”曰:“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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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69 因为小人之道既已衰退,君子之道既已盛大,物极必反,君子不得不引以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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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71 圣人君子处于任何情势下,都可以有所作为,只是所为之事有所不同而已。在解释《需》之象辞“君子以饮食宴乐”时,欧阳修说:“《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也,必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130】君子当不得时位之时,则涵养以待时。君子能顺时而进退,故无往而不利。而利与不利在根本上取决于正与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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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73 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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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5075 无论何种情势,皆有与此情势相应之正。君子能行其正,也就无需以占筮来预决悔吝吉凶了。《周易》之根本,还是在于卦辞、彖辞和象辞中所寓涵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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