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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正统论既涉及对既往历史的评判，又有规约将来的寓意。所以，欧阳修《正统论》一出，正统之辨遂成为北宋思想论争的主题之一。章望之著《明统》三篇，于正统之外更立“霸统”一名，来安置魏、梁等朝代。苏轼又著《正统论》三篇，来发明欧阳修未尽之旨。苏轼用名实的概念来区分正统，认为“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在他看来，所谓正统，不过是在说“有天下”而已。也就是说，“正统”只是对“有天下”这一事实的追认而已，这只是一种空名，而并不包含道德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认为是否给予“正统”之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他认为，这也是他与欧阳修的区别所在。这样一来，苏轼的讨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欧阳修赋予正统论的重要意义。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欧阳修之正统论并不是“纯乎名”的。换言之，欧阳修并没有试图抽空正统论中深寓的道德内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统论才能作为欧阳修《春秋》学的发挥，在对既往历史的评判中，寓规约将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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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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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史上，欧阳修的影响恐怕首先来自于他的“疑古”精神。如疑《泰誓》为伪书，以《周礼》为“不完之书”，否认子夏序《诗》说，【116】以《春秋》正“三传”之谬，认为《系辞》非孔子所作等等。而这种“疑古”精神，可以视为北宋士大夫精神中理性化倾向的一个突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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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疑古的根本依据在于《论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泰誓》里有“白鱼赤乌”的记述，欧阳修以“奇书怪说”称之，其疑《泰誓》为伪，根本宗旨在于“破汉儒灾异五行之说”。【117】《系辞》既讲“河出图，洛出书”，又讲“包羲氏……始作八卦”，欧阳修认为二说相互牴牾，显然不是孔子所作。这里，对河图、洛书的怀疑其实是关键所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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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看来，经和传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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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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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固然是就《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而发，但也是关于经与传关系的一般论述。经言简而意深，传则“繁衍丛脞”。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其原因在于经和传的作者在德性和智慧两方面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圣人也，万世取法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120】作为圣人的孔子，是立法者，其立法的精神是后面所有世代的标尺。而传者则只是一些博学多闻的经师、学者而已，并不能完全领会圣人立法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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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对经学史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易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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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对王弼的《周易注》极为推重，他甚至将王弼在易学上的贡献与孔子相提并论。【121】当然，在他看来，王弼的《周易注》仍然是“善矣，而未尽”。【122】《周易》一书既有卦辞、爻辞，又有彖辞和象辞，如何在整体上理解这些不同层次的辞的关系，就成了理解《易》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欧阳修有其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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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为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常怪而隐。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夫卦者，时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时无不可为。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之义，为中人以上而设也。爻之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顺六位，君子小人之杂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顺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顺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为中人以下而设也。是以论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失得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为言，所以告人之详也。是故穷极万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遗，其及于怪者，穷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隐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尽万物之理，而为之万事之占也。【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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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所论的是“时”。这里所说的“时”，有时机、情势之意，即某个人或某个共同体所不可避免的逆顺穷通等种种际遇。而《周易》的卦辞、彖辞和象辞的主体是圣人君子，因此，“时无不可为”，只要依据具体的时势出处进退，则无往而不利。而爻则是卦所象征的某一时势中的具体位置。在一具体时势中，总有有利、不利、主导、从属的位置。不同德性的人占据不同的位置，就有了逆顺之别。这里的逆顺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位之得失，比如，小人占据有利和主导的位置，而君子却处在不利和从属的位置，会对整个时势发生根本的影响，造成某一共同体的整体的逆顺；其二，得位与否，当然也涉及个人的逆顺和吉凶。爻辞实际上是占筮之辞，着眼于个人之逆顺。圣人君子德全智周，无论处于何种时势，无论得位与否，都不会对他们的个人产生根本上不利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占筮的主要目的在于决定个人的出处进退之类的大节，而不在于预知祸福吉凶。因此，爻辞主要不是为圣人君子而设的，而是为“中人以下而设”。由于爻辞主要是为“中人以下而设”，因此大多为不吉之辞。而爻辞既然以占筮为目的，所以要穷究人物之具体情状，广涉譬喻，方能将吉凶的具体情形详尽地展现出来。爻辞之所以“常怪而隐”的原因即在于此。而卦辞、彖辞和象辞只涉及某一具体时势下人之进退出处的大义，因此简要易明，而且大率为吉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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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指出：“《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124】在他看来，《周易》各卦不是只讲某一单一的道理，而且所针对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欧阳修对《周易》各卦的理解，一本于彖辞和象辞，因为彖辞和象辞是孔子所作。孔子之所以作《彖》、《象》，在于“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125】通过《彖》和《象》，孔子重新揭示了文王在《易》中寄寓的“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126】使《易》成为引导生活的指针。因此，《易》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占筮，而在于其所系之辞中寓涵之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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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卦爻辞都是用来说明人事的。【127】其中所述阴阳之理，主要是讨论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比如在解释《剥》之彖辞“君子尚消息盈虚”时，欧阳修说：“《剥》，阴剥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128】君子之所为，当顺时而动。一旦君子得其时位，其待小人之道也可于《易》中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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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问曰：“‘《夬》，不利即戎’，何谓也？”曰：“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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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人之道既已衰退，君子之道既已盛大，物极必反，君子不得不引以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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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君子处于任何情势下，都可以有所作为，只是所为之事有所不同而已。在解释《需》之象辞“君子以饮食宴乐”时，欧阳修说：“《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也，必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130】君子当不得时位之时，则涵养以待时。君子能顺时而进退，故无往而不利。而利与不利在根本上取决于正与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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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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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种情势，皆有与此情势相应之正。君子能行其正，也就无需以占筮来预决悔吝吉凶了。《周易》之根本，还是在于卦辞、彖辞和象辞中所寓涵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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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司马光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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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人。自幼颖悟，七岁时闻讲《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旨。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甲科。在仁宗朝，历任开封府推官、同知谏院等职。议交趾献麟之非、阻日当食未食之贺等，屡建直言。与范镇、韩琦等论立皇储，至欲以死争之。于当时西北边事，以不轻起边衅为本。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时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司马光论列其利害，与王安石、吕惠卿等累争于朝。后因王安石求退，拜为枢密副使，力辞不就。后出知永兴军。以判西京御史台归洛，凡十五年。哲宗即位，拜门下侍郎，以尽去王安石新法为事。卒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宋史》云：“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其心地之光明，由中可见。编著有《资治通鉴》、《切韵指掌图》、《潜虚》、《涑水记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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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疑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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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儒者多宗孟子不同，司马光更推重荀子和扬雄。早在其同知太常礼院期间，就曾与馆阁同仁上《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132】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又撰写了《善恶混辨》一文，其中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都有所批评，而归本于扬雄的性善恶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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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诱之也。荀子以为人性恶，其善者，圣人之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遗其大体也。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善至多而恶至少，则为圣人；恶至多而善至少，则为愚人；善恶相半，则为中人。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荀子以为争夺残贼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师法礼义正之，则悖乱而不治，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爱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如孟子之言，所谓长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谓去恶者也；扬子兼之矣。【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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