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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范镇劝司马光读《素问》、《病原》，以疗病养生的建议，司马光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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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和则疾疹不生，外顺则灾患不至。疾疹不生则乐，灾患不至则安。既乐且安，志气平泰，精神清明，畅乎四支，浃乎百体。如此则功何以不若伶伦、师旷，寿何以不若召康、卫武？《医经》、《病原》皆可焚，周鬴汉斛皆可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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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疗疾的根本在于中和，而非药物和导引。在这里，司马光体现出了较为一贯的儒者的姿态，与苏轼等人兼用释老的风格有着根本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也有通贯儒释的思想，但主要是以儒解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解禅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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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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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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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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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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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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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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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会通儒释，不如说是用儒家思想赋予佛教信仰以某种合理性。相较而言，司马光对佛教的态度，比二程和张载要宽容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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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易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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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易学自成系统。与其他北宋儒者仅满足于注释《周易》不同，他更青睐扬雄造作《太玄》的方式。在《潜虚后序》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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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以准《易》，《虚》以拟《玄》。【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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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准”和“拟”都不是直接的阐释，而是通过自己构造的一套象和辞的系统，发挥《周易》的核心思想。在司马光看来，《太玄》是对《周易》的仿作，而他自己的《潜虚》则是对《太玄》的模拟。《潜虚》是司马光自创的一个系统：既有独特的筮法，又有一整套独特的名和象。【162】这个系统的构造，与他对扬雄的仰慕和对《太玄》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潜虚》后世虽亦有解释，如张敦实《潜虚发微论》，但大体上已无从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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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潜虚》来模拟《太玄》以外，司马光还为《太玄》作了注释。司马光虽自幼即闻《太玄》之名，但直到庆历年间，始得其书而读之，并因而撰写了《读玄》一文，对《太玄》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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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小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乃知《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浅而过之之深也！【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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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司马光又访求各种注本，在研习古代注释的基础上作《说玄》一文。【164】最后，在元丰五年撰《太玄集注》。司马光致力于《太玄》，“疲精劳神三十余年”，而自谓“讫不能造其藩篱”。这固然是谦辞，但恐怕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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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玄》中，司马光讲到了《太玄》与《周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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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卦气起《中孚》，除《震》、《离》、《兑》、《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气外，其于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颐》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复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凡七百二十九赞，每二赞合为一日，一赞为昼，一赞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赞，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赞，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复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称，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复》也，《》、《闲》者《屯》也，《少》者《谦》也，《戾》者《睽》也，余皆仿此。【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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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周易》的卦气说。各首的次序依据的是《易》的卦气次序，各首之首名也与《周易》各卦的卦名有对应的关系，如《太玄》的《周》相当于《周易》的《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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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马光的《太玄集注》似乎也仅仅停留在这样约略仿佛的程度上，未能真正深探《太玄》的固有逻辑，从而建立起一套前后一贯的解释原则。比如，《太玄》各首皆“四重”，即四画而成，而赞辞则为九赞，这与《易》每卦六爻，爻辞与卦画一一对应的状况是根本不同的。如何理解“四重”与“九赞”的关系，就是理解和把握《太玄》的一个根本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的解释并不能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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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辞，《玄》首四重，而别为九赞以系其下。然则首与赞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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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首与赞的关系割裂开来，其实只是消解了上述困难，但同时也使得《太玄》每首九赞赞辞的依据变得晦暗不明。司马光围绕《易》的系统的种种写作，显然是有其雄心的，但这一雄心离开了诠释和创造技艺的支撑，便显得粗疏而空泛。这恐怕也是司马光的《易》学成就，远低于同时代的胡瑗、王安石和程颐等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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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集注》更多地着眼于赞辞字面意义的解释，比如对于《周》的“次三”的赞辞“出我入我，吉凶之魁。《测》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惧也”，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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