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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诚和太极是同用的。所谓同用，是指诚和太极在宇宙万物的演生变化过程中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作用，且二者不可分割。在客观世界，太极因内在的动静性能的变化而产生出阴阳二气，又因二气而产生五行，以至万物，而太极又同时内蕴于二气、五行和万物之中。诚也具有太极的发生功能。《通书》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287】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百行指世间的种种人事。正如太极能演生宇宙万物，诚也能演生宇宙万物，尤其赋予万物以价值意义。在意义世界，诚的价值形上学意义得到充分的分化和显现，通贯于天地、日月、四时和鬼神。人生社会因性情杂染而有了善恶之分，诚便成为人们为善去恶的准则，此即“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诚也是成圣成贤的范则，此即“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288】宇宙论的太极在这里也有诚的意义和作用，表现为在天地人三分的格局中容纳诚的价值意义。《太极图说》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地道和人道实际上都是由太极与诚所共同分化出来的，阴阳、刚柔和仁义是太极和诚的价值意义的同时显现。这三者并立，说明太极和诚在宇宙生化及其价值意义呈现的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同用这一点看，以诚解太极是符合《太极图说》所表达的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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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无极而太极”这一范畴可以表述为“太极—诚”。太极作为宇宙论上的万物根源，是动静性能合一的状态表征，这个意义上的诚是寂然不动、无思无为而又无所不通的，其仁义中正的道德伦理含义是潜隐的，然而同太极一样，又贯通万物过程的始终。太极产生阴阳二气、五行万物和充满意义的人生世界，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展开、扩充和彰显。人的生存意义在于，在获得生成过程的同时，获得了价值和意义世界，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的宇宙人生的客观过程和图景的了解而领悟其中生生不息、普遍流行的“太极—诚”所彰显的意义世界，从而把生命积极地投向对最高的“太极—诚”境界和状态的体悟与趋近。儒家圣人与“太极—诚”的境界和状态的完全合一，是周敦颐关于人生价值理想的终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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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极 “立人极”讨论意义世界的根本价值问题，与“太极—诚”相联通，是基于《太极图》最下一圈“万物化生”展开，在《太极图说》对应于后半节文字，即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到最末一句“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这与前半节所表达的意思有所区别，但并不是说《太极图说》的两节文字之间存在隔膜，事实上两节文字是前后一贯的。前节文字虽侧重客观世界的描述，然蕴含着对宇宙根源和最高价值根源的开掘。后节文字揭明人生过程的价值真实性，即宇宙之源便是人生价值之源；同时，作为对意义世界的表述，又是客观世界的延伸，是客观世界最终根源和价值源头——“太极—诚”的充分显现。所谓立人极，是说圣人通过对宇宙人生意义的通达了悟而将人生的终极价值意义以最高原则的方式给以肯定，将“太极—诚”之精蕴实现于人间世，为社会人生立法。立人极的核心内容就是中正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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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说》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中正仁义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精神，周敦颐用以表达人极的道德内容。其中“仁义”是沿袭传统儒家的义项。“中正”在周敦颐有着特殊的含义，有必要作一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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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与和相对，中指喜怒哀乐之情的未发状态，和指喜怒哀乐之情既发后符合适当节度的状态。中、和是对情感状态的描述和规限，周敦颐也直接沿用了这两个概念。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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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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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中、和与乐联系起来。乐的功效在于使八风之气得到宣发，使天下之情得到平定。乐声应当淡雅而不伤情，平和而不湎溺，淡雅平和的乐声入人耳，感人心，也就能产生淡雅平和的效果。因为淡雅之乐能平抑人心的杂欲，平和之声能化解人心的躁乱。和淡之乐感化人心，教化社会，使之达到优柔平中，进入中和状态，社会即趋于大治之世。这既是圣人之道参合天地的表征，也是上古盛世的极至。此处“中”专就乐声对人生社会的教化而论，意指人的情感欲望达到中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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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周敦颐还有另一更重要的含义，就是人性论的“中”。《通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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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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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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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人性分为五种：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刚恶和柔恶都属恶一类；刚善和柔善虽属善，但都有偏失，刚善失之峻刻，柔善失之迁纵。只有“中”之性，是纯善无恶，且刚柔兼济而无偏失。把人性分为五等，在周敦颐，既是对现实的人生作出深人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又具有理论建构的意义。尤其“中”之性是五性的最高标准，也是社会走向完满性的标准。换言之，“中”就是人性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这即是天下的达道，圣人的职事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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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的第二方面即人性论的含义比第一方面即乐教论的含义更为深刻全面，也更为重要。但二者还是有联系的，针对善恶分立和情感杂伪而倡导“中”即性情的符合节度和整体和谐，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可以说，“中”在周敦颐，是人性论的核心准则，也是人生价值意义的核心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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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主要指道德意义上的公正、公明和正当。“正”首先是公正，即对事理的明达和对人事的公明态度。《通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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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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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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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而无私，明而无疑，才称得上“正”。圣人之道是至公至明的，因为天地生物载物是至公无私的。“正”与人的行为有直接关系。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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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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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两字在这里很晦涩，难确知其所指。但可以肯定，是指人的行为和活动，且主要是指道德性的活动。从非仁、非义、非礼、非智、非信则邪辱害甚这一反面的判断，可以见出这一点。正如道和德总是联称，“正”与“和”也存在某种关联。行为活动既正当且和谐，便合于道德。可见，正不仅指人事的公正、公明，更因其与伦理道德相关而含有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还因其与“和”相对应而表现出与“中”有着内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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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中正仁义”在周敦颐有着宽泛而又明确的道德内涵，构成“人极”的主体义项，并表现出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功能。周敦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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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尔。【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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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立人极，就是确立中正仁义在人生中的价值主导地位，并自觉地执守和践行中正仁义，进而将其推扩至宇宙万物，与天地相参配。中正仁义作为道德理性精神和道德伦理观念及原则的概称，是“太极—诚”在意义世界的显发，亦即圣人代生民所立的道德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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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敦颐，“太极—诚”既有宇宙论意义，又有本体论特征。就宇宙之根源意义说，“太极—诚”是动静性能的合一状态，同时又蕴含了价值发生功能。《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谓天之道，就是说“诚”无思无为而又具有生化万物并赋予其意义的功能。所谓人之道，也就是以天道之诚作为人的生存价值之源和意义归宿。周敦颐《通书》的“诚”也是这个意思。“太极—诚”也就是宇宙论和价值形上学双重义项的合一，“太极—诚”演生出阴阳二气和五行万物，阴阳二气具有刚柔、仁义的价值意义，五行与仁义礼智信五常相关联，也表现出突出的价值意义。作为天地、日月、男女、鬼神等总汇的万物，其价值意义表现为健顺、明暗、刚柔、吉凶等。如果说在宇宙论所表述的客观世界，“太极—诚”的价值意义内涵尚不明显，那么进入人生社会领域即意义世界之中，“太极—诚”的价值性能则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太极—诚”是“人极”的宇宙论根据，也是其本体论依据。人极是圣人为人生社会确立的最高道德范则，其内涵是儒家的道德理性原则的中正仁义，实际上既源于“太极—诚”，又是“太极—诚”的具体表现；宇宙生成及其意义的最终根源的“太极—诚”与表现为中正仁义的最高价值原则的“人极”具有内在的开启和相承的关系。这实际是从本体论的高度表达了道德价值原则的必然依据，也表达了人生道德价值的必然性。作为认知和实践主体的人，是以“无欲故静”的方式保障对人极的遵循和对道德价值的获取，又通过“原始反终”和“知死生之说”来确立积极的生命态度和道德价值的实现途径。站在为宇宙和人生社会寻求道德理性原则的角度看，周敦颐儒学思想的由“太极—诚”、“立人极”等观念范畴构成的理论系统，对于消除道德人格和理性精神普遍荒诞堕落的五代残习，对于北宋社会步入稳定有序的状态和建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都不失其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感在周敦颐已开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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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孔颜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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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年谱》，庆历六年丙戌（1046），周敦颐三十岁，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程珦知虔州兴国县，假倅南安，二人因以相识。程珦视周敦颐之气貌，即觉非同寻常，“与语，果知道者”，于是结为友，并令二子颢、颐师事之，当时大程年十五，小程年十四。《宋史·程颢传》载，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296】。可见，二程从学周敦颐确有所获。程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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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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