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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此《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转其声，合人可听，今日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于此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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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的理解里，古乐必是朴素的，以言志为目的，其声调不以繁复华丽为善，而以“转其声，合人可听”为准。这与《乐记》以降的中国古代音乐观是一脉相承的。【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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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张载还进一步讨论了郑卫之音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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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则皆据高山溪谷，故其气刚劲，此四夷常胜中国者此也。【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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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解释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不同之处在于，张载将郑卫之声的原因归诸在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下易于形成的生活态度和节奏。正是某种“偷脱怠惰”的生活态度和节奏，导致了郑卫之音这样使人懈慢的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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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井田与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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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认为，井田制是治天下的不易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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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养民当自井田始。【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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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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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井田制的推崇，既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北宋时期的土地问题的一种思考。由于晚唐五代以来施行的两税法所造成的“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444】的状况，改革田制和税制成为北宋士人的一般共识。北宋儒者往往以复兴三代之治为目标，因此大都不以权宜之计谋求对时下问题的暂时解决。张载对井田制的提倡，与这样的思想氛围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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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看来，“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445】至于具体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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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所得虽差少，然使之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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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井田构想中，充分考虑到了来自富户地主的阻力：在将“大有田产之家”的土地分授于民之后，让这些人暂时充任田官。只有这样，才能将全国的土地统一为一体，然后“棋布画定”。待井田施行既久后，就不再以原本之家世产业为选择田官的根据，而是“择贤”而任了。井田制能否施行，关键在于君主的品质，张载说：“人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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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田制必配以封建制，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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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可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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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虽是最终的解决之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施行的条件。所以张载以“田大夫”终身制作为权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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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整体方略的封建制虽暂时不能推行，但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宗法制却是可能而且必须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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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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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之重要，在于为国本的巩固奠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有世家方有世臣，而世臣尽忠义，方能保其家世之长兴。在张载看来，仅仅依靠个人内在德性的忠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国运与家世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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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除了有巩固国本的作用外，还与风俗之厚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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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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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俗之淳薄又与人的自我理解以及个体的德性养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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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宗法思想并不以培养权势和财富上的新贵族阶层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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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为永业，所谓世禄之家。然古者世禄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盖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虽世禄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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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载那里，宗族的意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使是世禄之家，除其中的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和服公事者，也必须为国家尽各种各样臣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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