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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在道学话语建构方面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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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衡量各种哲学话语的基础判准的建立。程颢从儒家经典中体贴出了两条根本的原则，即普遍性的原则和“一本”的原则。关于普遍性的原则，程颢论述得较多，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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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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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颢看来，正确的思想必然是周普的，凡不能周普的道说，就有弊病。从这个角度看，勉强将不能周普的道理推至普遍，正是佛教的病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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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的观念出自《孟子》。在程颢思想中被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根本的哲学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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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本也。或谓“以心包诚，不若以诚包心；以至诚参天地，不若以至诚体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笃恭而天下平之道。【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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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本，即万事万物皆出于一以贯之的天理。凡是不能用一以贯之的原则通贯始终的道说，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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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原则和一本的原则，对后来的道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儒学讨论中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回溯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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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道学基本概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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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对“天理”这一概念的提点和发显构成了北宋儒学发展的分水岭。正是以此概念为基础，宋代儒学才得以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开展。《宋元学案》于“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条下有黄百家的一段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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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已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至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盖吾儒之与佛氏异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最恶天理。先生少时亦曾出入老、释者几十年，不为所染，卒能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者，则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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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二字为儒家生活方式找到了确定不移的哲学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关键概念的拈出和发明，整个宋明理学的构建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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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的根本价值——“仁”的深入阐发和诠解是程颢对于道学话语的构建所做的另一重要贡献。陈来先生指出：“程颢的仁说之主要思想有三：以一体论仁；以知觉论仁；以生意论仁。”【539】其中以天地生生之意言仁，更是将先秦儒家就人道立言的概念与天道通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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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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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地之生意释仁，就为“仁”这一根源性价值建立了明晰的宇宙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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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和形下、道和器的区分，则为儒家的本体论建构提供了基础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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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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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作为宇宙的质料层面的构成要素，都属于器和形下的层面。只有天理才是真正的形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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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涵养上，程颢突显了“敬”的重要性，他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542】又说：“敬胜百邪。”【543】当然，程颢在讲敬的时候，往往失之浑沦圆融。“敬以直内”之道，实在是到了程颐那里方始达到深切明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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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章 程颐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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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自幼就克己自守，非礼不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上书仁宗皇帝，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544】后游学太学，为胡瑗所器重，处以学职。嘉祐四年（1059），程颐应进士第，廷试不中，从此便不再应考。他后来说自己“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因为“做官夺人志”。事实上，程颐虽未中进士，但他父亲官至太中大夫，屡有恩荫子孙做官的机会，而他每一次都把机会让给族人。熙宁五年（1072），程颐随父归洛，程颢此时也罢归，于是兄弟二人开始在洛阳聚徒讲学。自此，门徒日众。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等一辈旧臣被重新起用，程颐被举荐为崇政殿说书。程颐素来严毅，即使对哲宗也不稍有宽假，而从实际的教育结果看，这种一味的“尊严师道”似乎并不成功。元祐二年（1087），程颐被外放。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旧党失势，程颐被削职为民。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遣关涪州编管。在此期间，程颐潜心《周易》，撰成《周易程氏传》。崇宁二年（1103），“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由于程颐名列元祐党人碑中，所以“朝廷下河南府尽逐学徒”。在这种情况下，他迁居龙门之南，禁止学生上门，要求门徒“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门”。此后杜门家居，专心于《周易程氏传》的改定。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九月，程颐卒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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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于宋代儒学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各种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中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们这里只着眼于他在儒家经典解释学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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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周易程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