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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是仁之理。公之理落实和体现在人身上，便是仁。正因为公，才能同时兼顾自我和他者，因此才有所谓仁。而恕只是行仁的方法，爱只是仁的具体作用。在解释《论语·颜渊篇》“仲弓问仁”一节时，程颐以“公”这一概念将“敬”与“仁”关联起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则是不私之说也。才不敬，便私欲万端，害于仁。”【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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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论语》中的礼乐观，程颐也有深入的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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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何也？”曰：“此句须自家体认。人往往见礼坏乐崩，便谓礼乐亡，然不知礼乐未尝亡也。如国家一日存时，尚有一日之礼乐，盖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礼乐亡尽，然后国家始亡。虽盗贼至所为不道者，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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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固有礼乐，不在玉帛钟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固是礼乐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畜多少义理。”【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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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共同体中都有礼、乐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在所有物的关系中，识辨出礼、乐精神来：“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611】而“序”与“和”正是礼、乐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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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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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强调研读《孟子》要讲究方法。既不能撇开文义，又不可拘泥于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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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泥文义者，又全背却远去；理会文义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为将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师之意，人须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万章问舜完廪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须要理会浚井如何出得来，完廪又怎生下得来，若此之学，徒费心力。【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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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孟子本人强调的“以意逆志”：“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栖乎？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613】只有通过“以意逆志”，读者才能透过文义领会孟子的宗旨。【614】程颐本人对《孟子》的解说，可以视为这一方法和精神的具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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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养气一节，程颐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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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养气一篇，诸君宜潜心玩索。须是实识得方可。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有物始言养，无物又养个甚么？浩然之气，须见是一个物。如颜子言“如有所立卓尔”，孟子言“跃如也”。卓尔跃如，分明见得方可。【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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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之所以强调这一节，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涵养工夫。而正因为此节在工夫论上的重要意义，程颐对其文句和义理，都做了详尽而深切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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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心”是此节枢纽性的概念，整个养气一节都围绕其展开。对此，程颐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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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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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所以敌彼者也，苟为造道而心不动焉，则所以敌物者，不赖勇而裕如矣。【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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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程颐更多地着眼于义理的阐释和发挥。他分别了两种“不动心”的类型：其一是所谓“造道”者。“造道”者义与己一，故不需计较把持，自然能达“不动心”之境；其二是“以义制心”者。“以义制心”者未能让义在自己心中完全彰显和实现，所以仍然义在己外，故需时时以义理来把持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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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一节，程颐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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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仲问：“‘自反而缩’，如何？”曰：“缩只是直。”又问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宫黝之养勇也，必为而已，未若舍之能无惧也。无惧则能守约也。子夏之学虽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礼为约，故以黝为似子夏，舍似曾子也。”【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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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缩”训读为“直”是程颐的发明，这一解读也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采纳。而以“博”和“约”来理解北宫黝与子夏、孟施舍与曾子之间的相似，在文义和义理两方面，都颇为深切透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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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的提出，是养气一节的重心所在。与通常将此句读作“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不同，程颐将其读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至大至刚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势。如‘治世之音安以乐’，‘怨以怒’，‘粗以厉’，‘噍以杀’，皆此类。”【619】对于其中的义理，程颐做了深入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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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伯温见，问：“‘至大’，‘至刚’，‘以直’，以此三者养气否？”曰：“不然。是气之体如此。”又问：“养气以义否？”曰：“然。”又问：“‘配义与道’，如何？”曰：“配道言其体，配义言其用。”又问：“‘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如何？”曰：“知言然后可以养气，盖不知言无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孙丑‘夫子乌乎长’之问，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养气答之。”【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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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义与道”，谓以义理养成此气，合义与道。方其未养，则气自是气、义自是义。及其养成浩然之气，则气与义合矣。本不可言合，为未养时言也。如言道，则是一个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则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须是以人行道始得。【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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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从形态上看，是至大、至刚、至直的。而此至大、至刚、至直之气，需以义理来养成。之所以说“配道言其体”、“配义言其用”，是因为道是形上者，在具体的涵养工夫中无从把捉。故强调以义养气，从而让道体在个人的言行气质中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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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段，程颐的读法也较为独特：“侯世与云：某年十五六时，明道先生与某讲《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处，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一句，心勿忘勿助长为一句，亦得。’”【622】在文义的把握上，程颐以“必有事焉”释“勿忘”，以“勿助长”释“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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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后为之，是正也。“勿正”，则是必有事也。“勿助长”，则是勿正也。【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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