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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因此对其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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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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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学者来说，除了《论语》、《孟子》，可以凭藉的只有《大学》这一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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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二程看来，当时通行的《大学》传本袭讹踵谬，所以他们对文本的前后次序做了调整和改动。【632】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大学》改本的开端。【633】据李纪祥研究，二程的《大学》改本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其一，首次将“三纲、八目”作为整篇结构的主体；其二，注意到了“诚意章”的错简问题，“二程均视古本诚意章后半‘诗云瞻彼’、‘诗云于戏’、‘康诰曰克明德’、‘汤之盘铭曰’、‘诗云邦畿’、‘子曰听讼’等节为错简，且均以‘康诰曰克明德’、‘汤之盘铭曰’、‘诗云邦畿’三节为释三纲之文”；其三，将“亲民”改作“新民”；其四，从程颐改本的安排看，已经暗寓经传分离的意味；其五，将“子曰听讼……此谓知之至也”视为“格致”释文。【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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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大学》的解释上，程颐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首先是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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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生便会该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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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格”训解为“至”，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这一训解，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整段解释与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之间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经由这样的解释，“格物”也就成了整个宋明理学的方法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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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亲民”改作“新民”，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所谓“新民”就是“以明德新民”【636】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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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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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日新有进意，抑只是无敝意？”曰：“有进意。学者求有益，须是日新。”【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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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的方法论，还在于它所提出的修身进德的纲领和目标。通过明道来自新，则是其根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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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在一些具体的诠释上，程颐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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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所忿懥、恐惧、忧患，心不得其正’。是要无此数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谓无，只是不以此动其心。学者未到不动处，须是执持其志。”【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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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颐看来，“有所忿懥”一段不是要人从根本上去除忿懥、恐惧、忧患等情绪，因为这既不必要，也无可能。只要能不为其牵动本然心体，自然就做到了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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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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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重要性是北宋儒者的共识。程颐对这篇经典更是格外推重：“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640】正因为如此，对《中庸》的文本以及其中所涵义理的解释和发挥，成为程颐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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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中”、“庸”这两个重要概念的训释，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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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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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经也。孟子只言反经，中在其间。【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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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诠释对朱子的《中庸章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恒常不易之定理来解释“庸”，从而将贯穿物之终始的“诚”引入进来，是这一解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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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率性之谓道”，程颐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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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之谓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义，则茫茫地何处下手？何处著心？【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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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率”训解为“循”，亦为朱子《中庸章句》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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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中庸》第十章“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时，程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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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之强”，血气也；“南方之强”，乃理强，故圣人贵之。【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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