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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重建起乡里之间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纽带，从而使儒家的仁爱原则真正落到了实处。当然，其中仍有远近亲疏之别：“凡遇庆吊，……所助之事，所遗之物，亦临时聚议，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数。若契分浅深不同，则各从其情之厚薄。”【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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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乡约》外，吕大钧还编写了《乡仪》。《乡仪》更充分地体现出了吕氏兄弟的《礼》学旨趣。在《乡仪》中，乡里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具体明确的规范。如长少关系：“长者，谓长于己十岁以上者；敌者，谓与己上下不满十岁者；少者，谓少于己十岁以上者。”【733】有了这样明确的长少关系的界定，在交往中彼此间的态度和方式就可以依儒家敬长的原则明确下来。比如“请召”，“请召长者饮食，必亲往面致其意，……召敌者以书简，……召少者以客日，或传言。”【734】这样详尽明确的规定，不仅会使乡里生活井然有序，而且也使每个人都能找到符合其身份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乡仪》让我们更清楚地体会到了礼为生活赋形的力量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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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一章 谢良佐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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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寿春上蔡（今属河南）人，后人称其为上蔡先生。程颢知扶沟时，谢良佐往从问学。元丰八年（1085）登进士第，做过几任州县官吏。徽宗曾有意任用他，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后因言论获罪，逮入诏狱，废为平民。著有《论语解》，另有《上蔡语录》三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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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程的弟子中，谢良佐和杨时是最有影响的。黄宗羲和全祖望均以之为“洛学”之魁。【735】谢良佐对二程的思想有着极深的契入，并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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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儒佛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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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佐对佛教的理解，深受程颢的影响。对于儒释之间的分别，他指出：“释与吾儒有非同非不同处。盖理之精微处，才有私意便支离了。”【736】这一论述，其实是对程颢思想的发挥。在另一则语录里，谢良佐曾引用程颢的话，阐说儒佛异同：“明道有言：‘以吾儒观释氏，终于无异，然而不同。’”【737】而认为佛教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一己私意，则更是程颢批评释氏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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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儒佛之间细致的分疏上，谢良佐还是有其独到见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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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问：“佛说直下便是，动念即乖，如何？”谢子曰：“此是乍见孺子已前底事。乍见孺子底，吾儒唤做心，他便唤做前尘妄想，当了。是见得大高。吾儒要就上面体认做工夫，他却一切扫除，却那里得地位进步？佛家说大乘顿教，一闻便悟。将乍见孺子底心一切扫除，须是他颜雍已上底资质始得。颜子欲要请事斯语。今资质万倍不如他，却便要一切扫除，怎生得？且如乍见孺子底心，生出来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扫除得去？佛大概自是为私心。学佛者欲脱离生死，岂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众生，亦是为自己发此心愿。且看那一个不拈香礼佛？儒者直是放得下，无许多事。”【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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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谢良佐将佛教所追求的无念，比拟为“乍见孺子已前底事”，也就是作为四端之心的深层根据的性和天理。《上蔡语录》中还有另一则语录，可与此条材料相互发明：“释氏所谓性，乃吾儒所谓天；释氏以性为日，以念为云，去念见性犹披云见日。释氏之所去，正吾儒之当事者。”【739】在他看来，佛教对于形而上的天道，还是不无所见的。儒佛之所以殊途，其关键在于对心的理解。儒家认为四端之心是形上的天理（或本性）的具体显现，而释氏则认为心念并非源出于本性，而生自前尘妄想，要想见性，必须去念。【740】而佛教要去除的，正是儒家用工夫的所在。在他看来，佛教的问题出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见得太高”。在儒家的传统里，即使像颜回那样高的资质，也要从“克己复礼”的具体工夫上做起。而佛教则不论资质如何，概要“一切扫除”；其二是“私心”。正因为有私心，才要脱生死；也正因为有私心，才要将“乍见孺子底心”也一并扫除。然而恻隐之心是天理自然，无论如何也去除不了的。在谢良佐看来，即使是“度一切众生”这样的大悲心，也是为自己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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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见理之不同外，儒佛在具体的修为侧重上也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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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儒以名利关为难透，释氏以声色关为难透。【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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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有此区别，主要是因为二家对声色的理解有异。在儒家看来，“血气之属有阴阳牝牡之性”，是自然的道理。因此，不强调断绝声色，【742】而只是以礼义引导、约束而已。而释氏则要彻底断绝，所以以透达声色一关为难。儒家以淑世为己任，精进于道德之域，易生矜伐好名的弊病，因此强调透名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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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鬼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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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和鬼神的问题上，谢良佐延续了二程和张载的理性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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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问死生之说。谢子曰：“人死时气尽也。”曰：“有鬼神否？”谢子曰：“余当时亦曾问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无来，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来，你但去寻讨看。’”谢氏曰：“此便是答底语。”又曰：“横渠说得来别。这个便是天地间妙用。须是将来做个题目，入思议始得。讲说不济事。”曰：“沉魂滞魄影响底事，如何？”曰：“须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张亢郡君化去，尝来附语。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与道士围棋，又自外来。亢欲接之。道士封一棋子，令将去问之。张不知数，便道不得。乃曰：‘许多时共你做夫妇，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说，我今后更不来。’又如紫姑神，不识字底把着写不得，不信底把着写不得。推此可以见矣。”曰：“先生祭享鬼神则甚？”“只是他意思别。三日斋五日戒，求诸阴阳四方上下，盖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庙，必于《萃》与《涣》言之。如武王伐商，所过名山大川致祷，山川何知？武王祷之者以此。虽然如是，以为有亦不可，以为无亦不可。这里有妙理，于若有若无之间，须断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鹘突也。”谢子曰：“不是鹘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无便无始得。鬼神在虚空中辟塞满，触目皆是。为他是天地间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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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是天地间妙用。而从古至今，人的精神传续不绝。如果不是从个体的私我上起念，则此精神亘古如一。因此说“祖考精神是自家精神”。而之所以祭享鬼神，其实质目标是要凝聚自己的精神，使之专静精一。流俗传说中种种有关“沉魂滞魄”的事，其实是与自己的精神作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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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鬼与神的细致分别，谢良佐更做了深入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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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不已，其神乎？滞而有迹，其鬼乎？往来不息，神也；摧仆归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为神则神，以为不神则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圣人所以神明之也。【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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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天地间乾健不息的能动作用，而鬼则是此能动作用留下的滞碍凝浊的印迹。这里，谢良佐似乎受到了张载有关神化的思想的影响。由于天地间不断有新的生命创生，从中可以看到鬼神的妙用；又由于天地间不断有生命消逝，似乎这妙用又不存在。在谢良佐看来，关键在于人如何去体贴和把握。知道物之将死，而强求“致生”，是为不智；知道生命尚存，而忍欲“致死”，便是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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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佐对命的理解，颇具神秘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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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虽浅近，也要信得及，将来做田地，就上而下工夫。余初及第时，岁前梦入内庭，不见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释褐时，神宗晏驾，哲庙嗣位。如此事，直不把来草草看却。万事真实有命，人力计较不得。吾平生未尝干人，在书局亦不谒执政。或劝之。吾对曰：他安能陶铸？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风吹草动便生恐惧忧喜，枉做却闲工夫，枉用却闲心力。信得命及，便养得气不折挫。【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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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实源自其个人的生命体验，且有其道德实践上的价值。在谢良佐看来，一个人若能真正相信“万事真实有命，人力计较不得”，自然不会患得患失，去枉费劳攘奔竞的工夫。对于培养中立不倚的正大之气，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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