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7277
1702057278
在杨时看来，新法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以谋利为本旨。而王安石在义利问题上的混淆，则是导致这一错误倾向的根本原因。关于理财，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议论：“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对此，杨时批评道：
1702057279
1702057280
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著隐伏之有？若夫宣著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故青苗意在于取息，而以补助为名；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而以均济贫苦为说，皆此意也。【773】
1702057281
1702057282
在杨时看来，王安石在义利问题上是在以义为标榜来掩盖其根柢里的谋利之实。此中阳义阴利的思想，与新政的具体施行是一致的。杨时还指出了王安石这一思想的来源：“荆公云：‘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说源流发于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术之蔽，观其所为，虽名为义，其实为利。”【774】
1702057283
1702057284
除了对新政的反思和批评外，杨时还对王安石的“新学”做了学术上的清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王安石《字说》的批评。《字说》一书今已散佚。不过，从杨时《王氏字说辨》中引用的一些条目看，此书对于字义的发挥虽然展开了一个极大的语义解释空间，从而将各种思想要素融会起来，但也确有穿凿附会之弊。比如，在解释“空”字时，《字说》云：“空。无土以为穴，则空无相；无工以穴之，则空无作。无相无作，则空名不立。”对此，杨时辩曰：
1702057285
1702057286
作相之说，出于佛氏，吾儒无有也。佛之言曰：“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则空之名不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为空，是灭色明空，佛氏以为断空，非真空也。太空之空，岂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无此说。其义于儒佛两失之矣。【775】
1702057287
1702057288
王安石以佛家“相”“作”的概念解释“空”，但又未能穷达佛家思想的真义。因此，这一解释无论从儒家的立场还是佛家的立场看，都说不通。
1702057289
1702057290
《字说》对“同”的解释，问题更为突出：“同。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矣。”此处杨时的批评显然更有针对性：
1702057291
1702057292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门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矣，何同之有？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异之名不为是非而有也。如乐统同，礼辨异，同姓异姓之类，何是非之有。【776】
1702057293
1702057294
在杨时看来，王安石对“同”字的解释，其实是其一贯的思想和行为风格的体现。程颢亦曾指出王氏个性的“狠愎”。而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排除异见，恐怕是熙丰变法中王安石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1702057295
1702057296
《字说》释“童”曰：“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稚，仁端见矣。”杨时论曰：
1702057297
1702057298
四端皆根于人心，与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为信本，稚为仁端，皆无是理也。【777】
1702057299
1702057300
以人初生时的本心作为信本、仁端，是对孟子人性思想的误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是人生而具备的，同时也是人的一生中未尝或离的。
1702057301
1702057302
在杨时看来，王安石学术上的杂驳和思想上的无根基，其实正是其新政的种种问题的根由所在。
1702057303
1702057304
第二节 儒 佛
1702057305
1702057306
在儒佛关系的问题上，杨时基本上承续了二程的立场。在一封规劝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1702057307
1702057308
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断轮回，出死生。故溺其说者争趋之。彼以死生为足厌苦而求免之，果足为道耶？……世之为佛之徒者，将以为道耶？则废人伦、逆天理，非所以为道也；将以求福田利益，则与世之行谒公门、以徼名逐利者，无以异也，尚何足道哉！【778】
1702057309
1702057310
这一论述，完全是以二程的相关思想为依据的。
1702057311
1702057312
然而在《宋元学案》中全祖望的一段按语，颇值得留意：“祖望谨按：慈溪黄氏曰：‘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779】
1702057313
1702057314
指杨时溺于佛氏，主要是针对他以佛老之理解释儒家经典的问题。如以庵摩罗识释孟子之性善：
1702057315
1702057316
《通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赖邪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谓探其本，言善恶混，乃是于善恶已萌处看。【780】
1702057317
1702057318
以“白净无垢”种子对应孟子性善，以“善恶种子”（即阿赖耶识）释善恶混，其中会通儒释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
1702057319
1702057320
又如论直：
1702057321
1702057322
康子馈药，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达，不敢尝。”此疑于拂人情，然圣人慎疾，岂敢尝未达之药。既不敢尝，则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邻酰以与人，是在今之君子，盖常事耳，顾亦何害？然孔子不以为直。以所以辞康子之言观之，信乎其不直也。《维摩经》云“直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学者必欲进德，则行己不可不直。盖孔子之门人皆于其师无隐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丧之问之类。【781】
1702057323
1702057324
取《维摩经》的“直心是道场”与儒家之直合观，并进而强调“儒佛至此，实无二理”，显然已与二程对佛教的态度有了明显的不同。
1702057325
1702057326
与二程强调远离释氏之学说不同，杨时认为对佛家的道理也有详细探究的必要，而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
上一页 ]
[ :1.7020572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