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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殊”并不意味着对“理一”的不同把握，而是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理一”的具体实现。杨时对“中”和“权”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视为其“理一分殊”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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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或曰中所以立常，权所以尽变。不知权则不足以应物，知权则中有时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则知权。不知权是不知中也。”曰：“既谓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权焉。是中与权固异矣。”曰：“犹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则向之所谓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观之，盖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权，岂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约五寸而执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体殊，则所执者轻重不等矣。犹执五寸以为中，是无权也。盖五寸之执，长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则释五寸之约，唯轻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权以中行，中因权立。《中庸》之书不言权，其曰‘君子而时中’，盖所谓权也。”【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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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中”即理一，“权”即分殊。“权”与“中”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中”寓于“权”，“权”则是“中”的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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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知仁与体验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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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曾特别提到自己的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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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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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透过文字的表面，用身心体会其中的义理。而儒家义理的要妙之处，总是以最为平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如六经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认了。曾不知圣人将妙理只于寻常事说了。”【791】因此，如不以身心体验默会，是无从见得此种精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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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读书存养，无非是要明了自家的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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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素问：“‘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心底道理？”曰：“未言尽心，须先理会心是何物？”又问曰：“心之为物，明白洞达，广大静一，若体会得了然分明，然后可以言尽。未理会得心，尽个甚？能尽其心，自然知性，不用问人。大抵须先理会仁之为道，知仁则知心，知心则知性，是三者初无异也。横渠作《西铭》亦只是要学者求仁而已。”【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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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是知性的前提。要想尽心，须先知心。而知心的入手处在于“先理会仁之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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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仁、求仁是为学的目标。【793】至于求仁的方法，则与他体验未发的思想相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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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发而中节，中固未尝亡也。孔子之恸，孟子之喜，因其可恸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恸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鉴之照物，因物而异形，而鉴之明未尝异也。庄生所谓“出怒不怒，则怒出于不怒；出为无为，则为出于不为”，亦此意也。若圣人而无喜怒哀乐，则天下之达道废矣。【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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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中默会，体验未发之中。而一旦得此未发之体，“执而勿失”，则自能消去个人的私欲，使各种情绪的显发皆有其恰当的分寸。体验到了这一贯通始终的中体，也就体证到了天地一体之仁的大公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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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的格物思想也与其求仁之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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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多至于万，则物将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凡形色具于吾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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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吾一也。【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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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先生指出：“他认为格物功夫不是追求外物，主要是反身诚意；反身诚意便‘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则可达到‘物与吾一也’的境界。可见他的格物说也是以其仁说为基础的。”【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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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三章 胡宏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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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不仅名家辈出，而且诸家往往提出了非凡的原创思想，尤其是形成了先后呼应而又影响深远的道学流派。推其渊源，道学始自周敦颐、张载和二程（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而二程则可谓道学的主要源头所在。由于战乱引起社会剧变，道学亦全面南移。在南移过程中，道学出现诸多的分支，湖湘学派便是其中之一。所谓湖湘学派，是指以胡安国、胡宏、胡寅、胡宁为首发，张南轩为中坚，胡氏家学胡实、胡大时、胡大原和湘中学者彪虎臣、彪居正、吴翌、彭龟年、游九言等为后继的一个学术思想群体。【798】湖湘学派在为学宗旨和为学之方等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这里，对胡宏和张栻这二位有代表性的湖湘学者的儒学思想作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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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1105—1161）【799】，字仁仲，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以荫补右承务郎，然终身不仕。“优游衡山下二十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800】晚寓居衡岳五峰山，躬亲稼穑，著述讲学。学者称五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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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际，社会剧变，许多怀抱伟志的学者往往行止不宁，流离播迁，求学之志亦不能不受到影响。胡宏尝自道：“愚晚生于西南僻陋之邦，幼闻过庭之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不幸戎马生于中原，此怀不得伸久矣。”【801】胡宏之父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谥文定，二十四岁中进士，官至宝文阁直学士。胡安国平生精研《春秋》，积三十余年之功著成《春秋传》，其书与朱子《四书集注》在南宋以后成为科举考试的定本。胡安国服膺河南程氏之学，早年即与程氏之友朱长文等过从甚密，又与程门杨时、谢良佐、游酢交游颇深。自谓：“吾于游、杨、谢三公，皆义兼师友。”而“自得于《遗书》者为多”，成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802】胡宏从幼年起，受其父影响甚大，【803】终身倾心于二程之学，奉河南二先生为“万夫之望，百世师表”。【804】年二十，尝于京师拜谒太学祭酒杨时，杨时教读《论语》。靖康元年（1126）及建炎初（1127），胡宏随父兄居荆州，侯师圣自三山避乱来荆州，胡宏兄弟从之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805】张栻说，胡宏“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先生于京师，又从侯师圣先生于荆门，而卒传文定公之学”。【806】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胡宏还曾研求程门尹和靖的学术，对谢良佐的“仁敬”之说亦特别崇奉。故此，胡宏终能超出绍兴诸儒之上，而“卒开湖湘之学统”。【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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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在乱离之中成年，亦于乱离之中研求学术，形成其思想。到绍兴六年（1136），始与父兄定居衡山，此后度过了相对稳定的二十余年时光。绍兴十七年，位居宰辅的秦桧通过胡寅透露希望胡宏能够出仕的意思，胡宏回信明确表示富贵非所愿，其志向在于“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808】其后，胡宏执掌碧泉书院，聚徒讲学。又于晚年亲作稼圃，日亲圃事，过着“锄罢归来又读书”【809】的生活。个中真趣，胡宏别有一番体会：“悠然种植得佳趣，春意生生自无已。”【810】这种生生之春意，大概也是胡宏为学的真趣所在。胡宏说：“默契天地心，谁能泥青编。”【811】“读书不贵苟有说，离得语言才是真。”【812】胡宏于讲学、种植、读书过程中所体会到的默契天地生生之心的诸多妙趣，是一个儒者生命体贴、学术造诣与日用常行浑融一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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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胡宏终其一生以探求学术为职志，但他始终关注现实，关注国运。绍兴五年，胡宏向高宗上万言书，认为金人夺去大宋半壁江山，囚质徽、钦二帝，实乃“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希望高宗“蓄乾元之德，施刚果之用”，“反求诸心，神而明之，施于有政，灭仇讐，诛叛逆，恢复中原，仁覆天下，乃其功矣。”【813】并假汉代陆贾之言，说古讽今，希望高宗能立大本，行大法，正三纲，与天下之贤士共商国是，“革弊起度”，“以新天下”。【814】然而，现实政治的变幻使得像胡宏这样深望国家中兴的建言献策沦为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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