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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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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钜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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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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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学章句序》一样，这篇序文也是写于朱子六十岁时，可以代表他晚年成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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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道统之传”？道统之传当然是指道统的传承。如果说“道统”和“道学”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道统是道的传承谱系，道学是道的传承内容。照朱子在这篇序文所说，道统之传始自尧舜，这是根据《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948】《论语》的这段是追述尧禅让于舜时对舜说的话。照《论语》此段最后一句的说法，舜后来禅让于禹的时候也对禹重复了这些话，但没有具体记述舜说的话。古文《尚书·大禹谟》篇里记述了舜将要禅让给禹时所说的话：“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949】因此朱子认为，尧、舜、禹三代是以“允执其中”的传承而形成道统的。以后，圣圣相传，历经汤、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传至孔子，孔子“继往圣”，即继承了尧、舜至周、召“圣圣相承”的这个道统；孔子以后，则有颜子、曾子，再传至子思，子思即是《中庸》的作者；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亦能“承先圣之统”，即承继了此一古圣相传的道统。这就是朱子所肯认的道统早期相传的系谱。而道统相传的内容，就是以“允执其中”为核心的思想，这就是道学。朱子认为《中庸》便是子思对这一道学思想的发挥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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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学道统的谱系，由唐至宋，已有不少类似的说法，但朱子首次使用“道统”的概念，【950】而且其重要发明是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道学的内容。【951】实际是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当作古圣相传的道学内容。所以，《中庸章句序》的重心是对道心人心说的阐明。在这种解释下，道统的重点“中”被有意无意地转移为“道心”、“人心”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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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具有虚灵的知觉能力，但为什么人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和知觉，意识为什么会有道心和人心的差别？朱子认为这是由于不同的知觉其发生的根源不同，“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人心根源于形气之私，道心根源于性命之正，也就是说人心根源于人所禀受的气所形成的形体，道心发自于人所禀受的理所形成的本性。“人心惟危”是说根于身体发出的人心不稳定而有危险，“道心惟微”是说根于本性发出的道心微妙而难见。人人都有形体、有本性，所以人人都有道心、有人心。照朱子在其他许多地方所指出的，道心就是道德意识，人心是指人的生命欲望。这一思想可谓从身体的性—气二元分析引申出道心—人心的二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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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的心中道心和人心相混杂，得不到治理，那么人欲之私就会压倒天理之公，人心就变得危而又危，道心就更加隐没难见。所以正确的功夫是精细地辨察心中的道心和人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也就是，要使道心常常成为主宰，使人心服从道心的统领，这样，人心就不再危险，道心就会发显著明，人的行为就无过无不及而达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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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和上面他所阐发的古代道心人心说是一致的，《中庸》里面讲的“天命率性”就是道心，“择善固执”就是精一，“君子时中”就是执中，《中庸》所说与尧、舜、禹相传，若合符节，高度一致。而孟子则继承和发扬了《中庸》的思想，继承了先圣以来相传的道统。在孟子之后，道统中断了，道学没有再传承下去。《大学章句序》中也说《大学》思想在孟子以后失传，但《中庸章句序》则整个论述道统的传承和中断，更具有代表新儒家文化抱负的意义。北宋以来的理学之所以称为道学，也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以接续孟子以后中断了的道统自命。朱子甚至认为，二程得孟子之后的不传之学，主要是依据和有赖于对《中庸》的考究。他还指出，《中庸》在宋代以来的道学中具有与佛老抗衡的理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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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友人石子重把二程和二程后学对《中庸》的解释集结一起，而朱子认为其中颇有杂佛老之说者，故他经过多年的研究体会，“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即会通北宋以来道学的《中庸》解释，著成了他自己的《中庸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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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与“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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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首先定义“中庸”，他在篇首辨其名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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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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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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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开篇所引述的“子程子曰”，是杂引《遗书》、《外书》中二程论及“中庸”的话，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出自《遗书》卷七；“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见于《外书》卷十一；“《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出自《遗书》卷十四；“《中庸》之书，其味无穷”见于《遗书》卷十八；“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人物之迹，莫非实学也”，出自《遗书》卷一；“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见于《遗书》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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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二程的论述中，朱子最重视的，是对于“中”和“庸”的解释。但朱子也结合了二程门人如吕大临的说法。如“中”字，吕氏以“盖中之谓义，无过不及而立名”。【953】朱子便吸收其说。所以朱子对“中”的解释，结合了二程的“不偏不倚”说和吕大临的“无过不及”说。至于“庸”字，二程本来解释为“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但朱子却解释为“庸，平常也”。《中庸或问》里对此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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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庸字之义，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惊世骇俗之事，则可暂而不得为常矣。【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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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强调“庸”的平常义，除了照顾训诂的根据外，主要是认为平常的东西才是实践中能长久的，诡异高难的东西无法长久，强调道理不能离开人伦日用，也隐含了对佛教离开人伦日用去追求高明境界的批评。朱子说《中庸》是“实学”，也是强调中庸的道理不离事事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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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惧与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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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逐段地对朱子的《中庸》首章诠释进行分析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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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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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犹命令也”，是把古代思想中的“天命”说诠释为自然主义的造化过程。造化赋予万物气和理，这种赋予好像是天的命令，其实是造化的自然过程，并没有一个主宰者在下命令。天之造化以阴阳五行为材料，生成万物，在这个生成过程中，一方面阴阳五行之气聚合而成万物的形体，另一方面在形体生成的同时，理也赋予了事物，成为事物的本性。天把理赋予了事物而成为其本性（所谓“天命之谓性”），所以性即是理。朱子在这里把二程“性即理也”的思想与《中庸》联结起来，既阐明了性非空虚之性，而以理为性，又从性的天道来源说明了性与理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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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物都禀受了天赋的理，理在天是阴阳五行之理，禀受到人物之身，成为健顺五常之性。人与物循其本性去作，就是道，道就是行为的当然之则。人的性各个相同，但气禀各个不同，从而对阴阳五行之气的禀受有过有不及，有清浊厚薄，这就使得人之本性的表现受到气的影响、遮蔽。性的表现受到蒙蔽，如此率性之道也就有所乖戾，于是需要修整规范。圣人根据人物本来的性制定各种制度规范，规范就是所当行，所当行是对所行而言，以使人的行为过者不过，不及者能及，都可以达到中，这就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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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指出，《中庸》首章的前三句话，是要人知道性、道、教都是“本于天而备于人”的。本于天是指根源于天，来源于天；备于人是指完全地具备于人身之内。用当代新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超越而内在。天道是客体，内在是主体，《中庸》认为这二者是关联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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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离，去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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