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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涓之流，积成江河。泉源方动，虽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远，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昼夜，如今虽未盈科，将来自盈科；如今虽未放乎四海，将来自放乎四海；如今虽未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将来自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然学者不能自信，见乎标末之盛者便自慌忙，舍其涓涓而趋之，却自坏了。曾不知我之涓涓虽微却是真，彼之标末虽多却是伪，恰似担水来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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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要学者确立本根，一如涓涓泉水，虽微却是真，因其真而“混混”不竭，不舍昼夜，终可成为江河，达至全盛。相反，随波逐末，则一如担水自溉，因其伪而无源，虽多亦易于枯竭。此外，陆九渊还要求学者持敬，多次提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这实是以敬畏来涵养本心。朱熹理学也多讲持敬。就方法意义言，陆九渊和朱熹对“敬”的理解，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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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陆九渊的本心观念以至他的全部心学体系，就方法论讲，可概括为“简易”二字，此即他所一贯强调的“易简工夫”。为完善本心学说，实现对儒学的心学化理解，陆九渊的简易方法从辨志入手，首重确立儒家的道德理性原则，继而针对不同的毛病，开出了诸如剥落、格物、涵养等具体方法。尽管这些具体方法基本上是在接引学者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病痛而随机提出，看起来似乎只能当做治病之方，而很难说与陆九渊本人的主体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然而，实际上，包括这些具体方法在内的全部方法论内容，不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陆九渊的学术主张和思维模式，而且也体现了陆九渊在创新儒学过程中的方法论上的自觉。因此，详细讨论陆九渊学术思想的方法论问题，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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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心学与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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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不时遭到责难，宋明新儒学受到的责难更多。作为心学运动的创发者，陆九渊独标本心之学，超迈自信，以孟子真传自命。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1149】相应地，诋陆学为空疏不实者亦尤甚。然则，陆九渊反复强调实学实行的重要，明确提出心学即是实学，并将心学切实地付诸实行实践。对此，下面作一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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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术思想分为讲明和践履或知和行，并力主二者统一，可以说是传统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在心学一派，也是如此主张。陆九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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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然必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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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陆九渊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判解，把儒家学说分为讲明和践履二端，并认为只有将讲明与践履结合起来，务求实学，才算是符合圣人之学的宗旨；反之，徒事口耳之学，则只是空言，而非实学，非圣人之学。在陆九渊，实学与践履，盖用语不同，其意则一。讲明之学，若非究到实理，或不能见诸践履，即为空言，为空疏之学。陆九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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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实行之人，所谓不言而信，与近时一种事唇吻、闲图度者，天渊不侔，燕越异向。【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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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所谓“本诸身，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学者正要穷此理，明此理。【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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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的根据在于“宇宙间自有实理”，实理的特点是以人自身为根本和发端，扩充周遍，则与往古来今之圣贤庶民、天地鬼神都可相互参证而没有任何差谬。从这个意义讲，实理又可称之为正理、常理、公理。为学的目的在于究明实理，得到实理的学术便有实行，有实事。要之，实理与实学、实行、实事一体相联；不得实理，则无实行实事，只是口耳空疏之学。实学与空言势不相容，直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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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所谓实学，就是指的心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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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所在，人心同然。……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亦一也。【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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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凡读书皆如此。【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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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虚不博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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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了，万虚皆碎。【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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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引文字，可知两层意思，一是陆九渊以心学为儒学的旨归，把儒家的修齐治平皆归诸心学，秉此心学即究明心中之理，则处于贫贱、富贵、死生、祸福等悬殊境状中，人生态度和心理感受并不因之而改变，而是稳定恒常的。一是以心学为实学。陆九渊自谓平生学问“只是一实”，而当有人说他的学问除了先立乎其大者，全无伎俩，陆九渊闻言即加首肯。可见，发明本心之学即是陆九渊所反复强调的实学。由上述两点，可以知道，陆九渊通过心学即是实学，而心学又为儒学之正见的叙述，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应当把儒学理解为实学，凡不讲求实理的学术都是虚妄之见，在实学面前不足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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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学为实学，或者并非陆九渊首发之论。然于驳斥以儒学为空疏不实、不求实效之学的看法，并切实推行心学，从而广收儒学之效，则陆九渊为功不细。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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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破除世儒习见，以功利实效为儒学的应有之义。陆九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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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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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言介甫不当言利。夫《周官》一书，理财者居半，冢宰制国用，理财正辞，古人何尝不理会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谓利耳。不论此，而以言利遏之，彼岂无辞？【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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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字都是主张把实用、实效、实利看做儒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陆九渊征引《周官》、《洪范》、伯禹、周公、孔、孟等，旨在说明儒家本来就是讲求实利的。《语录》说：“古人皆是明实理，做实事。”【1159】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即义利之辨在陆九渊是作为为学辨志的入门根基提出来的，与此处强调实利实效的看法是否矛盾？实际不然。义利之辨即是公私之辨，所要排去的是私利私欲，而公利则固为义的范畴所含摄。陆九渊说：“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须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160】此心公平正直，即与儒家的王道相契合，而王道的内容就是上述周孔之道。于此可见，实利公利与义利之辨不仅并不相悖，而且正是传统儒学以及陆九渊心学关于义利之辨的一个重要内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陆九渊于白鹿洞书院即兴宣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将人之所喻归因于所习，人之所习又归因于所志，仍然以义利之辨为辨志的中心问题。陆九渊在措辞激烈地批斥了科举之弊以及由此造成的名儒巨公惟官资禄廪是计，却无心于国事民瘼之后，转而开导诸生，于利欲之习当痛惩，并专志于义，以此究心圣学，必有实得，由此而进场屋，必不诡于圣人。陆九渊顺此推导：“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1161】这里，明显表现出重视实利实效的观念，所反对的只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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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陆九渊基于心学所强调的实学实行，反复突出一个“实”字，既有对本心的切实反省发明之意，也丝毫不排除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他的许多来往书信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时政时事，尤其地方的政教、经济事务，具体到田地之肥瘠、水溉之有无、禾种之是否可种以及米仓、米舟之事，【1162】等等。于此可见，种种攻讦陆学以至整个儒学为空疏无用之学的论说，至少是并不全面了解陆学的真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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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躬身践行，验证、推行实学（心学）。《语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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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斋家兄一日见问云：“吾弟今在何处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复斋应而已。若知物价之低昂，与夫辨物之美恶真伪，则吾不可不谓之能，然吾之所谓做工夫，非此之谓也。【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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