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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始于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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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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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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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皋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皋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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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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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终始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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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尧、舜、禹、皋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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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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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赅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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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著《彖》、《象》。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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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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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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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叶适所谓“讲学大旨”,其实质是讲道统,可谓寓道统于学统。道始于尧。尧最敬重的是天,根据日月星辰亦即天象的变化而授人以时,使得人事与天行一致。这即是说,尧所创立的道固然与对于天象的观察有关,但落脚点则在于人事,而不是一味地就天言天,也不是着力于探究所谓天道。舜也是重现实的政事,而“不言性命”。在叶适看来,所谓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说,表示的是人心至显可见,而“执中”是最易知,最易行的,这其中并无“性命”的意思。禹得天所赐《洪范》九畴以治水,也是重于人事。皋陶训示人德以补天德,观于天道以开人治,教养天下的众多人材,这即是“以人代天”。同时,治国的“典礼赏罚”则是本之于“天意”。叶适认为,一方面以人德补天德,即是“以人代天”;另一方面“本诸天意”以制作“典礼赏罚”,这是皋陶和大禹共同遵循的道,也是夏商周一致遵循的道。汤言性,也只说到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意谓此性源于天。伊尹与汤“咸有一德”,故能敬奉上天,而受天明命。叶适总结说,尧、舜、禹、皋陶以至汤、伊尹,前后相承,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有着共同的关切,其所谓道主要体现为这三个方面。其后文王、周公也是顺承尧、舜以来天人之交的原则,各尽其道,如文王“备道尽理”,作成天下之材,使之有以扩充、保全性命。周公则治教并行,礼刑并举,百官有司即使是卑琐的名物,其中都具有道德义理。周公可谓将道德义理“措于事物”的典范,他与召公一道成就了西周一代之治,而其中贯穿了尧、舜以来绵延相传的“道统”。到了孔子的时代,周道已坏,而上世的道德性命之义也已放失,于是孔子集成《诗》、《书》、《礼》、《乐》、《春秋》,撰著《彖》、《象》,使得唐、虞、三代之道通过这些文献得以失而复存,得以传承。至于所谓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之说,叶适认为“必有谬误”。他说:“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为至。”【1250】又说:“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也。”【1251】这实质是否定曾子在儒家道统、学统中的地位。至于孟子,叶适认为,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其所愿则是学孔子,可谓得圣贤统纪。孟子对于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区处详审,可谓得孔子之传。然而,孟子亦有过当处,此即“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开德广”指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语治骤”指不分大小强弱,言行王道无不如同高屋建瓴,以为汤、文王皆是如此;“处己过”指孟子自比于庶人,自谓“庶人不见诸侯”,【1252】实则并非庶人;“涉世疏”指惮烦。由于孟子已是有得有失,孟子而后,学者往往追逐新奇,忽视本统,导致道不完备,而追随孟子之迹。因而千年以来,对于所谓“绝学”争议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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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叶适所谓道统有两点可为注意,一是就儒家的圣贤相传之道来说,此道具有“人事与天行不差”,“以人代天”的特点,其意蕴在于道德义理与治教名物相统一,也就是自古圣贤不曾离人事而言天道,离治教而言性命;二是对于尧、舜以至孔孟的列述,与韩愈及宋儒的论说大体上相吻合,其特别之处在于否定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对于孟子以后少有肯定。无疑,北宋以来的道学也同样不为叶适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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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对于道学,既有客观的叙说,也有一定的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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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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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道学之名”,是指北宋周、张、二程所开创的新儒学。叶适批评道学有一种唯我可以致道的高自标榜,认为其中根本处如果有差,则其末流当成大弊。叶适此说是针对吴明辅所谓“道学名实真伪之说”而发,是一个大概的论说,对于道学的具体人物并没有论析,故而很难据以判断其对于道学具体情形的论断。事实上,叶适对于道学也曾有较客观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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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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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叙述较客观地反映了道学一百余年间的大致情形,而所谓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则是指朱熹、吕祖谦、张栻相互讲论,广接学者,导致道学兴盛的景象。尤可注意的,是林栗以“道学”之名攻击朱熹的时候,叶适挺身辩护,公开指出林栗所列“罪状”无一属实,而以朱熹聚徒讲学正是“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1255】叶适本人也在学理上有着道学的背景,程门袁溉传薛季宣,薛季宣传陈傅良,叶适与薛、陈二氏过从甚密。郑伯英私淑程门周行己,叶适亦尝师从郑氏。不过,自薛季宣始,永嘉之学即转向事功一面,至叶适更形渐远,反对离事言道。因而对于道学有所批评,也就并不奇怪。叶适对于程氏的主敬说,曾有所批评。在《敬亭后记》中,叶适讲到,程氏教学者必以敬为始,叶适则提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复礼者,学之始也。”“敬者,德之成也。”【1256】所谓“强立”,意在讥刺程氏以敬为学之始。对于周敦颐、张载,叶适也曾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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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幸六经之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无所变流,可以日用而无疑矣。奈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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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是针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谓“清虚一大”,是针对张载的《正蒙》。叶适的意思是,周、张之说使得已经明了的六经反而变得模糊不清,而学者也受到蒙蔽。总之,叶适之所以对于道学有所批评,是与他对于学统和道统的看法分不开的。叶适既然对于孟子有所批评,而孟子之后甚少肯定,则批评道学也就不足为奇。叶适批评孟子及道学,也是他本人试图接过道统的一种表现。这一点,从他的思想也可以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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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关于道统的叙述可以看出,叶适的思想主张是道德义理与治教人事相结合,道德义理通过事功得以体现出来,反对脱离事功以言义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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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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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义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叶适主张二者兼顾,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而道义光明,也就是说利的实现即是道义的体现。而董仲舒之论,却是疏阔不切实用。叶适甚而明确提出仁义礼乐无分子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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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为;三才未尝绝于天下,则仁义礼乐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古之圣人由之而知,后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与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与天下共由之,是则有差矣,然而仁义礼乐未尝亡也。儒者之述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其意以为唐、虞、三代之圣人能自为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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