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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六经内部的次序,则是先《诗》后《书》再二《礼》再《春秋》,最后《易》。“治六经必自《诗》始”,这是因为,“《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情性决定了《诗》、《书》乃“大本”,“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对于《诗》、《书》、《礼》、《春秋》五经,他又有体用之说:“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末。”最后读《易》,所谓“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刘因还对时人好高骛远的研究风气做了批评:“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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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不主张抛开历代注疏直接学习六经:“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废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269】他对汉、宋之学均无偏好,主张一视同仁,按时间顺序依次学习:“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结合个人体会,平心静气地进行研究:“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辟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无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常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廓恳恻,然后为得也。”【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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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后是史。学史之前先当学经,其意义是“先立乎其大”:“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兴废之迹不吾欺也。”【271】刘因还提出,经是从史中衍化出来的,经过圣人删定的史成为大经大法就是经。他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对经史关系的这种看法,并非刘因所特有。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都有人提出,清人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不过,与后者“销经入史”、“以史统经”的态度不同,刘因的用意在于强调史当以经为准绳。他明确说道:“学者必读全史,历代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间,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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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后是诸子。刘因所说的诸子除了儒家,还包括道家、医家、兵家、法家。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比较开明,肯定各家皆有其重要性。道家,他主要列了《老》、《庄》、《列》、《阴符》四书;医家,他主要列了《素问》;兵家,他列了孙、吴、姜、黄;法家,他主要提了《管子》;儒家,他列了荀子、扬雄、贾谊、董仲舒、刘向、王通等人。“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间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阵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玄》、《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册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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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之后是宋儒。刘因所说的宋儒不限于理学,欧阳修、苏轼、司马光亦列其中。性理并不是他唯一关心的内容,象数、经济同样占据他的视野。这既反映出他个人思想来源的广泛,也说明当时知识界对宋儒的界定还不像后世那样完全等同于理学:“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司马之经济,往往肩汉唐而踵三代,尤当致力也。”【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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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吴澄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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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傒斯奉诏为吴澄撰写的《神道碑》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275】可见,当时舆论是以许、吴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揭傒斯还对许、吴的成就做了一个比较,认为许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用也弘”),而吴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及也深”):“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276】用弘与及深,似乎各有千秋,不分轩轾,但从揭的言外之意来看,他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吴澄对道学的贡献大:“窃惟我国家自太祖皇帝至于宪宗,凡历四朝、五十余载,天下犹未一,法度犹未张,圣人之学犹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纵之圣,继统纂业,豪杰并用,群儒四归,武定文承,化被万国,何其盛欤!至如真儒之用,时则有若许文正公,由朱子之言、圣人之学,位列台辅,施教国子,是以天启昌明之运也。乃若吴公,研磨六经,疏涤百氏,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又岂一材一艺所得并哉?”【277】“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这无疑是肯定吴澄对后世的影响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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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江西崇仁人。家世业儒,自幼聪颖好学,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十六岁谒程若庸(字逢原,号徽庵,朱熹三传弟子),当面有所质疑,令后者大为赏识。十九岁作《道统图并叙》,以接续朱熹自期。二十二岁中乡举,次年进士落第。时宋亡之兆已显,于是造草屋数间,自题一联:“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隐然有诸葛亮当年匡复天下之志。二十七岁,天下归元,他隐居深山,校注群经。数年还家,授徒为业,朝廷累征而不赴。五十余岁始应召受命,历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晚年退归林下,讲学著述,成《五经纂言》。八十五岁卒于家。死后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明宣德间,从祀孔庙,后因仕元问题,几经罢复,至清乾隆二年(1737)才最终从祀不移。吴澄一生勤于著述,有文集百卷,经注数种,后人辑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澄弟子众多,《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著录有三十多人,元明善、虞集、贡师泰、揭傒斯等为其卓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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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吴澄一生,大半时间以教书授徒为业,生活非常俭朴。他曾经这样自述:“澄不酒不肉,二力携箪瓢从,所至如全真道、行脚僧,斗室可安。”【278】虽然清贫,但他却能够怡然自乐:“澄酒肉甚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二三儿躯干壮健,写字读书之余,各务耕桑,自营衣食,于家可以不饥不寒,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萧然一身,二竖给使令,纸帐布衾,如道寮禅榻,随寓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柱,冬一褐,夏一绤,朝夕饭一孟、蔬一盘,所至有学徒给之,无求也,而无不足,身外无长物,又焉用丧所守以取赢为哉?”【279】吴澄所到之处,士大夫都请他讲学授业。晚年退居深山,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学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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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的弟子虞集在为他写的《行状》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呜呼!孟子殁,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子为得其传。时则有若张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则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学既无传,而张子之殁,门人往往卒业于程氏。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纯洁,又得朱子而属之,百有余年间,师弟子之言折衷无复遗憾,求之于书,盖所谓集大成者。时则有若陆子静氏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于斯文互有发明,学者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而二家门人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盖无足论也。朱子以来,又将百年,为其学者毫分缕析,日益增盛,曾不足以少救俗学利欲之祸,而宋遂亡矣。”【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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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有意识地将吴澄放在儒家的道统谱系中加以描述,以此显示吴澄为正学真传。吴澄十九岁作《道统图并叙》,慨然有接续道统之志。虞集的这个叙述将他定位为儒家道统的担当者,可谓深得其心。同时,虞的说法也肯定儒家的道统在异族(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并没有中断。而斯文之所以未丧,吴澄之功为大。在虞集构建的道统谱系中,孟子以下即是北宋五子,汉、唐之儒不在其列。虞集对北宋五子的介绍耐人寻味,他一般性地提到周敦颐、张载,而以二程为主线,又特别拈出邵雍。南宋之儒则举李延平到朱熹一系,同时也不忘提上陆九渊一笔。值得注意的是,虞集在谈到对于斯文互有发明的朱陆之学时,评论说:“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这个说法表明,虞集对于朱陆之学的基本态度,是“合之则美,离则两伤”,所以他对朱陆门人纷纷异同相胜之说颇不谓然:“二家门人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盖无足论也。”虞集的这个立场乃是继自吴澄。当吴澄在国子监任司业之际,为纠正当时朱子学者的门户偏见,曾发表“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这样的议论,【281】结果,被人目为不尊朱子,而落得称疾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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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澄的思想倾向,前人看法不一,黄百家说:“幼清从学于程若庸,为朱子之四传。”【282】而全祖望则认为:“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283】诚然,吴澄曾随朱学传人程若庸学习。另一方面,他又自称是程绍开(号月岩,广信人,尝筑道一书院,以合朱陆两家之说)的学生。据载,吴澄还向戴良齐(字彦肃,黄岩人,嘉熙进士,以古文鸣,尤精性理之学)问过有关《礼经》的问题。然而,必须说,吴澄的学问功底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私淑于经”。仅仅因为他自称是程绍开的学生就说他“兼主陆学”,未免理据太薄。全祖望自己也承认:“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284】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师承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素,而不足以成为主要根据,更何况,吴澄实际跟程若庸、程绍开等人学习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他的学问功底主要是自己打下的。他第一次见到程若庸,就能指出后者对经典解释的错误,说明他那时在学术上已非初学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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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的倾向与其说是所谓兼陆或和会朱陆,不如说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全体大用”之学。这种全体大用之学也就是儒家传统所言的“君子尊德性以道问学”。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他也努力贯彻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的原则,他曾经著《学基》一篇,“使知德性之当尊”;又著《学统》一篇,“使知问学之当道”。【285】《学基》前后四十条,大体为理学家所说的存养之道,在具体语录的选择上,也颇同于《近思录》卷四“存养”,这反映吴澄在工夫论上一本程颐“涵养须用敬”法门的特点。而《学统》则相当于吴澄为学者所开的一个参考书目,按照他所理解的重要性,其中又分四个层次,即本言(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最低限度书目,包括:经——《易经》、《尚书》、《诗经》、《仪礼》、《仪礼逸经传》、《周官》、《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干言(相当于次基本书目,包括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之书)、支言(相当于一般性了解书目,主要是一些史、子、集部书。史部有:《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附。子部有:《老子》、《庄子》、《孙子》,《八阵图》附;《太玄》,《潜虚》附。集部有:《楚辞》,《楚辞后语》附)、末言(属于泛读性书目,不要求都掌握,主要是子部书,分属医家、道家、术数,其中又以医书为多)。《学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对程颐“进学在致知”这一为学纲领的贯彻。《学统》偏重于道问学,而《学基》所注重的就是尊德性。需要指出的是,《学基》所体现出来的尊德性,不是陆九渊式的尊德性,虽然其中也不乏孟子的“求其放心”、“先立乎其大”等心学格言,但更多的却是从《论语》、《礼记》直到程、朱的主敬涵养之说。对吴澄自己而言,无论是将他贴上朱学还是陆学的标签,恐怕他都不会接受,甚至他对严分朱陆这种做法本身就表示反感:“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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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气象风格而论,吴澄终是近朱熹,偏于戒慎一路:“里人刘寿翁为予写真,见之者咸曰:此朱夫子像也。”【287】史传称他“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288】在主观上,吴澄也一再以接续朱熹之学自任,无论是青年时代作《道统图并叙》还是壮年之后遍注五经,其内在动机都可以追溯至此。不过,吴澄并不株守朱学门户,而是广泛吸取宋儒的其他思想资源,并加以个人的综合与发展。吴澄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除了精通儒家经典之外,他还涉猎天文、地理、医学、时务、术数等领域,且是元代文学大家。有些现代研究者(如钱穆)认为,朱熹之后,说到学问规模的宏大渊博,与朱熹能相比的恐怕只有吴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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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的思想不仅是对宋代理学的总结,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继承了宋儒对性理、心性的精微辨析,同时也对南宋末年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的流弊提出明确批评。吴澄的哲学从基本性质来说无疑是朱子学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又不妨说是“后朱子学”或“新朱子学”。此“后”或“新”表现在:在理气论上,吴澄对朱熹的观点有所推进,并对以后的朱子学者(如曹端、薛瑄、罗钦顺等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澄还大大发挥了程朱的心性理论,力图扭转时人已经形成的对心学的偏见。他对学问的广泛兴趣与积极探究,充分反映出朱熹所倡导的道问学精神。与元代很多学者一样,他也强调以谨言谨行为学,强调问学当反诸身心、见诸实行。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紧张在他这里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在存养工夫上,他坚持了程朱的主敬路线。虽然他个人气质偏于严谨,但他对和的境界也甚为向往。总之,在吴澄身上,再次体现出朱熹式的综合特点。但吴澄与朱熹的这种类似,不是通过株守朱熹一家之言达到的,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上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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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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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最初为世所重,是凭他的经学修养。其实,吴澄对相对玄远的性理之学也颇有兴趣,从《年谱》“四十七岁”条的记载来看,他熟知《二程遗书》、《近思录》等理学经典,讲起性理之学,也是滔滔不绝,累至千言。性理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理气、太极等宇宙基本原理的。在这方面,吴澄声称自己只是掇拾先儒陈说,个人并无太多发明,甚至到了晚年,他还奉劝学者不要在这上面多费精力。尽管如此,吴澄对理气、太极的论述还是值得我们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论述是性理之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还因为吴澄实际上在若干命题上对前人的思想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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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在说明天地万物、阴阳五行与气的关系过程中对气作了定位:“阴阳五行,化生万类,其用至神,然特气尔。”【289】化生万类的是阴阳五行,而阴阳五行又不过是气而已。当吴澄具体说明宇宙生成时,他采用了阴阳二元论的说法:“天地之初,混沌鸿蒙,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290】“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体。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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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看出邵雍思想的一些影响。邵雍以为,动静阴阳刚柔是最根本之象,分化而有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然后又有寒暑昼夜、雨风露雷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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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还认为,人与自然有很多相通之处:“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耳目口鼻为首,犹天之日月星辰也;脉髓骨肉为身,犹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胆脾肾四脏属天,肺肝胃膀胱四脏属地。指节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后高前下,山峙水流,有地之法焉。”【292】这个说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董仲舒“人副天数”思想。人像天地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符合一定的自然规律。但是,把人完全比拟于自然,固然反映了寻求世界统一性原理的愿望,却难免牵强。吴澄以上说法就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吴澄试图沟通自然与人文的意识。吴澄关于宇宙论的说明也因此蒙上了某种伦理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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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深层动机而言,将《易传》的阴阳二元宇宙论与五行说结合起来,也是为了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寻找结合之点。五行最初是指水火木金土,但思孟一派儒家“案往旧造说”(荀子语)发明出一种新的五行说,他们所说的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这五行,又称五德,属伦理范畴。表面看来,旧五行说与新五行说了不相干,但实际上,在儒家天人感应的观点映照下,二者又呈对应关系。在吴澄这里,五行又被称作五气,由此,阴阳与五行都被统一到气的基础上来:“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气即二气,二气即一气。”【293】这段表述较前说要为清楚,“五气(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表明吴澄所理解的五行、阴阳与气是同一关系。“本只是一气”是想说明宇宙万物具有统一的起源;而分出二五之目,则是提供一个宇宙生成的动力解释:正是通过阴阳二气的相反相成、五行的相运相生,天地万物才得以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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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统合气、阴阳、五行,给出了一个“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发展图式。这种一、二、五的宇宙论模式,其实并非他个人的发明,我们在理学的开山者周敦颐那里就可以找到原型。根据《通书》与《太极图说》,我们可以将周敦颐的宇宙发展图式概括为: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相比之下,吴澄描述的宇宙发展图式与周敦颐的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关于起源的称谓,在吴澄那里是“气”,而在周敦颐那里则是“太极”。进一步考察,则发现,周敦颐所说的太极其实就是元气,因此,不妨说,吴澄的宇宙论模式与周敦颐的完全相同,考虑到理学的传承关系,可以推想,吴澄的这一思想应是来自周敦颐。不过,吴澄与周敦颐对“太极”的理解并不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导致他在周敦颐使用“太极”的地方使用了“气”。按照吴澄的理解,在天地相分、万物相判之前,世界是一团元气,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有”,而不是什么精神性的东西。元气内部发生分化,出现比重不同的两种气,轻清者上升,是为阳;重浊者下沉,是为阴。同时,元气里包含了形成万物的因子的五种气(即五行)。通过五行之间的不同组合,逐渐衍生出天地万物。这个过程发生在远古以前,至少从有人类开始,这样一个具备天地万物的世界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对人而言,他面对的是一个井然有序万类森然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未有此世界之前的状态(即所谓真正的“原始”)是不同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在原始时混沌不分的元气现在已经分散为万有不同之物。虽然中国古人相信生物死亡之后仍旧会化作阴阳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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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是指天地万物,那么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是有开端的,但吴澄并不认为未有这个世界之前无物存在:“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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