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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46 赵偕虽然强调静坐澄观，却并非袖手谈心性之徒，相反，他很关心现实。他说：“孔子以道设教，而未尝一日心忘天下。”【575】对于治道，他也曾究心，如他提出应当发挥学校对基层政务的积极作用，县令“宜每日平明到县治事毕，抽暇时往学宫，会集贤士，从容讲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恶，及将诸簿所书，讨论是否，从公议定，庶几学校有资于政事，政事实出于学校，不致虚文。”【576】他还列出十条“治民事宜”供县令参考：“一曰愿闻过，二曰采公论，三曰谨礼节，四曰彰善，五曰瘅恶，六曰均赋役，七曰考吏行，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谨句销。”据说弟子陈文昭遵照实行效果甚好，“以是得慈民心”。赵偕还致书在朝为官的危素问他：“畴昔所言圣贤治务，可行否邪？”【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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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48 赵偕的学生有桂彦良、乌斯道等人，他们从而讲学，进一步扩大了陆学的影响。不过，总的说来，江西陆学也好，浙东陆学也好，陆学在元代，始终未能超出地区局限走向全国，从而在整体实力上无法与朱学抗衡。这是元代陆学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陆学在元代的存在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直接以陆学自居的学者身上，它还通过那些朱学学者对陆学的同情与吸收反映出来。后一现象通常被人们称为元代和会朱陆的现象。元代一流的思想家对朱陆门户之见都不以为然，如吴澄曾说：“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以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578】吴澄之后，郑玉对朱、陆后学的株守门户之弊端均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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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50 第五节　郑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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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52 郑玉（1298—1358），字子美，徽州歙县人。自幼敏悟嗜学，既长，覃思六经，尤遂于《春秋》。元廷征之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辞不受。朱元璋军兴，过徽州，邀其加入，不从，被囚，为全节义而自缢。郑玉绝意仕进，勤于教学，受业者甚众，学者称师山先生。著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已佚，今存《春秋经传阙疑》、《师山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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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54 郑玉在元代以《春秋》名家，与同样善治《春秋》的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学者称东山先生）形成一个有共同的《春秋》学特征的徽州学派，赵汸从黄泽治经，又从虞集问学，从而在师承上被归为草庐学派。郑玉所著《春秋经传阙疑》，四库馆臣评价甚高：“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日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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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56 郑玉对《春秋》极为推崇，认为《春秋》在六经中有特殊地位：“《易》、《诗》、《书》言其理，《春秋》载其事。有《易》、《诗》、《书》，无《春秋》，则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尧、舜、禹、汤之治可复；昧之者，桀、纣、幽、厉之祸立至。有天下国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为天下国家也哉！”【580】由《春秋》可以见圣人之大用：“呜呼！夫子集群圣之大成，《春秋》见夫子之大用。盖体天地之道而无遗，具帝王之法而有征。”【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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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58 郑玉治《春秋》，博采诸儒之论，不以三传为限，其具体做法是：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于左氏，而附以公、谷，合于经者则取之；立论则先于公、谷，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合于理者则取之。”【582】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处理有关疑难时宁阙毋论：“其或有脱误，无从质证，则宁阙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强为训解；传有不同，无所考据，则宁两存之，而不敢妄为去取。至于诛纣之事，尤不敢轻信传文，曲相附会，必欲狱得其情，事尽其实，则以经之所作由于斯也。”【583】这种严谨态度得到四库馆臣的肯定：“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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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60 郑玉以理学观点治《春秋》，重视发挥《春秋》中的王霸论、夷夏论、篡弑论，持论比较开明公允，如他提出霸有罪亦有功，夷能行中国之道则亦可为中国之主，弑君固然罪不可恕但也应该分清弑君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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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62 在理学思想上，郑玉重视探求学问“本原”，他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西铭》就是“斯道之本原”：“太极之说，是即理以明气；《西铭》之作，是即气以明理。太极之生阴阳，阴阳之生五行，岂有理外之气？‘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岂有气外之理？然则，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二书之言虽约，而天地万物吾不备矣。”【585】按照这种理气统一观，他着重阐发了“天地万物皆吾一体”的思想：“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敛之，以至于吾身，易之体无不备；自吾身而推之，以至于天地，易之用无不周。”【586】“又以吾身而论之：心者，易之太极也；血气者，易之阴阳也；四体者，易之四象也。进退出处之正与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应者，易之用也。如此，则近取诸身而易无不尽矣。”【587】郑玉还谈到“诚”，他所说的“诚”是宇宙所以然之理：“盈天地间皆诚也，而不见其所以为诚者。惟不见其所以为诚者，故无往而非诚也。”【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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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64 郑玉在理学史上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关于朱陆异同的议论。从理学渊源上看，郑玉少无师承，其服膺朱学，乃从书中自得，他自述：“余年十数岁时，蒙昧未有知识，于前言往行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出于吾口也；闻人言朱子之道，则疑其发于吾心也。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学古人，而疑古人之类我也。”【589】又说：“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590】但同时他又与一些陆学者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其缘起则是他年轻时在淳安的一段经历：“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诸先生间。吴暾先生则所师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则所事而资之也，洪赜先生则所友也。”【591】宋末以来，淳安地区一直就有一支陆学的传统：“淳安自融堂钱氏（钱时，字子是，学者称融堂先生）从慈湖杨氏游，而本一（洪赜，字君实，后更字本一）之族祖衢州府君梦炎（字季思，号默斋）亦登其门，淳安之士皆明陆氏之学。”【592】郑玉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陆学一脉：吴暾（字朝阳，学者称朝阳先生）与夏溥（字大之）在学术上是同调，而夏溥则是夏希贤（字自然，学者称自然先生）的仲子，夏希贤为钱时弟子。洪震老（字复翁）“私淑慈湖之学”，洪赜则为洪梦炎续传。以往有些论者根据郑玉的这段师友回忆遂断定郑玉的师承为陆学，又结合他日后从事朱学这一点将他作为元代由陆入朱的代表人物。不能不说，这个看法有失考察。实际上，郑玉公开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师友，主要是出于念旧，并不代表学术观点上认同他们。这一点，郑玉在自述他与洪赜交游始末时说得非常清楚。郑玉与洪赜相识之初，其交流主要在诗文方面，洪赜之从事陆学是他们分手之后的事：“本一（洪赜）日所为诗文古雅隽永，吾甚爱而慕之。本一入邑，必过余，留宿止。余或思本一，辄上马夜半扣门，相与论议，连日夜忘归。”其后，双方各自在朱、陆那里找到自己思想的归宿：“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本一亦尽弃其旧而从事于古人为己之学。”彼此思想差异既大，偶尔相逢，也话不投机，只剩下少年时代结下的深厚友谊历久弥坚：“及再会于钱塘，则议论多不合，然交情益笃。后数年，余以便舟过其家，本一幅巾野服，相送锦沙之上，至今犹往来于怀也。”俄而宋元易帜，兵荒马乱，不通音问多年，“乱后，忽得其门人俞溥书，则本一讣矣。”郑玉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与洪赜所学不同而推脱铭墓之责：“玉与本一托交三十余年，其所学虽若有不苟同者，铭墓之责又安得以此而废彼哉！”【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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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66 从这些叙述看，郑玉由陆入朱或始陆终朱之说当不能成立。不过，郑玉因为与陆学者的这种交谊而对陆学较为同情，从而在朱陆异同问题上不像一般朱学者那么偏倚，则是完全可能的。郑玉对朱陆异同的议论集中见于《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与汪真卿书》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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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68 郑玉总的态度是和会朱陆，即强调朱陆之同而非朱陆之异。他对两百年来朱陆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局面甚感痛心：“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能有同之者”，“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盛矣。此其善学圣贤者哉！”【594】对党同伐异的学风提出谴责：“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者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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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70 在郑玉看来，朱陆的不同是双方根据各自不同的气质而选择了不同的为学途径：“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而他们所要实现的理想则没有什么不同，在基本立场上也完全一致：“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由于朱陆之学是从他们各自的气质发展而来的，因此只适用于相应的人群：“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任何气质都有它的优点与缺点，甚至优点同时也构成缺点，朱、陆也不例外。郑玉相信，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学习朱陆之说时，就有可能在优点得到继承的同时缺点也充分暴露出来：“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对于崇尚简易的陆学，如果不注意简易的局限性，一味求简求易，就会抛却书本，游谈无根；而对于崇尚邃密功夫的朱学，如果不注意读书与践履结合，就很容易堕落为埋头故纸堆的腐儒。当然，这是后之学者不善学的结果，朱陆本人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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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72 郑玉对朱陆之弊皆有指陈，看似不偏不倚，但细味其辞，他对朱学的批评更多集中在朱门后学，而对朱熹则惟恐不敬，观下语可知：“至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如康衢砥道，东西南北，无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门万户，列肆洞开，富商巨贾，轮凑辐集，所求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然自是以来，三尺之童即谈忠恕，目未识丁亦闻性与天道，一变而为口耳之弊。盖古人之学是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事。今人之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离家，所见虽远，而皆空言矣。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学者之得罪于圣门而负朱子也深矣。”【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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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74 而对陆学的品评则不惮就陆氏本人立论：“某尝谓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堕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其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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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76 也就是说，郑玉对朱熹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洗刷与捍卫，而对陆九渊所表现出的则是一种宽容与大度。与此相应，对于陆学，他所要求于学者的，不过是不攻击，而朱学则是他要向学者推荐的：“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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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78 郑玉在朱陆异同问题上的见解反映了元代后期朱学者对陆学态度的变化，这固然与陆学在元代顽强的生存发展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心学因素在程朱理学当中的增长态势。郑玉明确指出朱陆之学的一致，实属创见，其后，黄宗羲进一步指出：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600】元代儒学对后世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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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80 第六节　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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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82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决意实行科举，命程钜夫草《行科举诏》，于十一月颁行。诏书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联所不取。”考试程式规定，“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也就是说，答题必须以朱熹等道学家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为是。次年全国举行乡试，延祐二年（1315）、五年通过廷试，共得进士一百零六人。皇庆二年还决定“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庭”。【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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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84 至此，道学的官学地位宣告确立。这是儒学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考虑到元廷统治者的少数民族性质，这一事件就更加耐人寻味。然而，也必须指出，终元之世，科举实际发挥的作用与前朝相比非常有限。从1315年到1366年，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共举行了十六次，只取了一千一百三十九名进士，根据元廷对科举录取名额的规定，一半的名额为蒙古人与色目人所占有，而这两类人不仅参加的考试比汉人容易，而且判分标准也要低。即使把这些蒙古人、色目人都算进去，元廷平均每年也只录取二十三名新进士，与宋、金两朝每次取士数百的情况相比，这个规模实在是太小了。换言之，科举制的恢复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儒家学者沮丧的前途，尽管它开始时曾给汉族文人带来欣喜，使他们感到斯文重振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儒士不得不另寻职业，成为农、军、匠、商、医、卜等，这就使得儒士长期处于社会较下层。这就是所谓“菁英角色的扩散”。由于士人角色的扩散，在元代，俗文学——尤其是杂剧与小说——得以提升，文人画昌盛，在元代最后三十年，位于东南沿海的吴中地区还出现了文人主义。文人主义以吴中诗派为代表，而吴中诗派以客居吴中的杨维桢为领袖，顾瑛、倪瓒为辅佐，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吴中四杰为后劲。文人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反映战乱时代士人对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另一方面则代表士人力求突破正统道学对生活及文学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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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86 也正由此，形成了元代儒学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一些特征。一方面，儒士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较以前更为密切，从而使得儒家的生活理想、道德准则在广大的社会阶层得到传播；另一方面，由于谋生的需要以及切身接触到实际生活，元代儒者比较强调经世致用，突出道德践履的要求，注意学习实用知识和培养实际办事的能力。相对于义理问题的探索，元儒对于义理之学的普及与运用似乎更感兴趣。后世评价常说元代儒学在理论上缺乏创新，跟这一点应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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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88 总的说来，在元代，外族上层掌握真正权力的现实并没有消除中国社会对文人的崇尚，也没有完全摧垮被征服者中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的经济实力。事实上，汉族儒士在蒙古统治的特殊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保留了他们文化的完整，宋代理学在元代依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由于基础与条件的不同，理学在元代前期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大致说来，北学尚实行，南学精义理。在自视为“正学真传”的江南儒者看来，北方学者所得未免为“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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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90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元代理学是两宋理学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南方地区，南宋以来的理学传承几乎没有受到宋元易代的影响。历史上有些汉族学者虽然对蒙元的统治不无偏见，但对这一点却也不能不承认，说：“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602】黄宗羲写学案，将宋元合在一起，不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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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92 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者习惯于将元代理学看做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必须说，这个印象的形成，主要是明代心学思潮与元代朱陆和会思潮之间的相似性诱使人们产生了某种继承关系的联想。实际上，元代理学是以朱子学为主流，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是如此，就元代理学家的主观意愿来说，他们是出于对南宋末以来朱子后学的不满而力图纠正其弊，这跟朱熹当年对二程后学感到不满而力图综合地继承北宋理学的情况非常相似。就此而言，元代理学的内在旋律不是离开朱熹，而是要回到朱熹，更准确地说，是开发朱子学中那些尚未被完全发掘的可能性。实际上，整个元代乃至明初，理学都笼罩于朱子学的话语体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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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2194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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