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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可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新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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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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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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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参见《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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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中指出，魏晋玄学与东汉有根本之不同，他说：“魏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本体论”（参见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俞宣孟教授也反对中国有本体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9日）。这是由于他们企图用西方本体论学说规范中国哲学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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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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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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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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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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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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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朱子语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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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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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导言 明代初年国家的儒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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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几年的战争，翦除了元末农民军诸部，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相号召，推翻了蒙古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建立了明帝国。明代处于中国历史的晚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特别是经过“仁宣圣世”相对平静的发展之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都市，原有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愈益繁荣，形成了市民阶层，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活动，远比它以前的朝代发达。工商业所带来的文化形态在明朝表现得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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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高度的皇权专制和持续的党争。【1】明代初期，政治体制沿袭元朝：中央有中书省，下统六部，掌行政；大都督府，掌兵事；御史台，掌监察。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各地的行中书省，将原行中书省的职掌一分为三，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统辖，受中央垂直领导。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案，撤中书省，升六部；撤大都督府，其职掌分于五军都督府，六部和五军都督府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乾纲独断”、“事皆亲决”的局面。为防止后代子孙变乱此格局，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2】朱元璋这种加强皇权、不设丞相的措施，对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重大影响。明代皇权之集中，各种专制措施之强势，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皇帝亲自处理庶政，势不得不设内阁票拟，不得不设司礼监批红。内阁与宦官之间的权力制衡，宦官与外廷结纳植党，为争阁臣而有的庭臣之间的倾轧和争斗，皆势不可免。这些都对明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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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宽猛相济的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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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度的皇权专制相适应，在吏治上，明代初年采取严刑峻法的措施。朱元璋鉴于元朝对汉人实行民族高压政策，而蒙古人之间却法禁宽弛的教训，转以刚猛纠治。他曾对刘基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3】明代初年，法制甚严，官吏贪墨者多受酷刑，朱元璋编纂的《大诰》中涉及官吏犯罪的条目有一百多条，其中有关贪赃科敛害民和乱政坏法渎职的条目最多。《大诰》还允许使用抽筋、刖足、剁指、断手、黥面、阉割、剕劓等刑法，甚至以人皮实草悬于公堂以警戒官吏犯法。【4】朱元璋也几次兴起大狱清洗不法官吏，最有名的如洪武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桓贪污案，每次诛杀都达数千人，多者至二万人。这种“重典治吏”不仅当时发生了明显效果，对后世影响亦十分深远。《明史·循吏传》序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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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虽在整个文化思想上呈现三教会通的趋势，但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主流地位，这与南宋理宗以来表彰朱子学和元朝奉行儒学有关。朱元璋起自布衣，但受宋元以来政治思想的影响，深知欲国家长治久安，须用礼乐文教治国。在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即下令各地荐举儒学人才，亦常与幕僚中的儒士讲论儒家治国的道理，并于洪武三年开科取士。【6】考试内容据宋元以来成法而有所损益：“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7】洪武四年会试，中式举人一百二十名。因元末战乱，官吏缺员较多，朱元璋下令连试三年，并令各地举人俱免会试，赴京起用。《明史·儒林传》序谓：“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8】此语虽不无溢美谀颂之处，但有明一代崇儒右文，明确了以儒学治天下的宏规，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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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受宋元以来崇儒的影响，自起兵以来，注意征辟儒士中有治平之策者，叩问治本。如元至正十八年（1358）攻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幹、叶仪，问以治平之道，《太祖实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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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至，祖幹持《大学》以进。上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上命祖幹剖析其义，祖幹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上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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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婺州后，召儒士许元、胡翰，逐日讲论经史治道。攻下处州，又征召儒士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创礼贤馆居之。【10】在登基称帝后的洪武元年（1368）即下诏征天下贤才为守令等官，诏书中说：“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11】又遣魏观、文原吉等儒臣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并令各地举荐耆儒，委以尚书、侍郎及太学祭酒等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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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令礼部颁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试各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四书》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沈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各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第五道，俱三百字以上。次年会试，所考文字与乡试同。【12】同时对应试者作了规定：应乡试者，国子监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太学及各州府县申举。罢官之人、倡优之人、居父母丧者不准应试。洪武四年（1371）即已下令：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朱元璋制定的这些规章，明代各朝皆遵行。虽小有因革损益，如进士名额等，其大纲目，则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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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国子学和地方儒学训导诸生、作养人才的功能非常重视，在明朝建立之前，于戎马倥偬之时，仍不忘建立学校。如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令宁越知府开郡学，延请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置学正、训导等。当时战乱方殷，学校久废，始听弦诵之声，无不喜悦。次年，设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命世子受经学。后三年，设国子学，以元朝的集庆路学为址，设博士、助教、学正等职。洪武元年登基之后，就议定国子学官制，定祭酒为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以许存仁为第一任国学祭酒。【13】洪武二年（1369），因原国子学狭小，朱元璋下令拨款增建，并在给中书省臣的谕旨中申明国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