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63754 明代文字狱，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顾颉刚《明代文字狱考略》中，将文字狱分为表笺、奏疏、科场、修书、进讲、诗句六类。其中致祸之由大多甚无谓，读之只见统治者桀黠好猜，心胸狭窄，徒杀人以逞淫威之暴行。如以表笺得祸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所记有：（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2）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3）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4）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两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5）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6）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7）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8）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9）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10）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诛。（11）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12）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这些笺表罹祸原因，以“作则”谐音“作贼”，“生知”谐音“僧智”，“帝扉”音同“帝非”，“法坤”音谐“发髡”，“有道”音同“有盗”，“式君父”音同“弑君父”，“藻饰太平”音谐“早失太平”。【30】朱元璋因早年为僧，中年后为农民军首领，特别忌讳人说“光”、“生”（僧）、“坤”（髡）、“道”（盗）、“作则”（做贼）等语。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表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31】后因表笺得祸者多，礼臣大惧，请颁表笺格式于天下。朱元璋因此于洪武六年（1373）、洪武十四年（1381）两次颁表笺定式。除不用骈俪等规定外，对讳避嫌疑字也有所规定。文网疏密，皆由统治者根据其政治形势和文化策略而定，本与表笺格式无关。其兴文字狱，也是为了慑服甚至钳制知识分子，加强其皇权专制。颁表笺格式，不过为其残酷镇压知识分子巧为开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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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56 以诗获罪者更不在少数。诗本抒胸臆之物，古今以诗泄愤、以诗怨望、以诗讥刺、以诗俳谐者不可胜数，以诗触忌讳、罹文网者各代亦皆有之。而明清两朝文字狱，借诗而兴者所在多有。明太祖朱元璋喜与文士游，而又出身微贱，文墨不深，故多怀猜忌，性复险愎，故知者畏之如虎。明敖英《绿雪亭杂言》记，有一诗人名邓伯言，宋濂赏爱其诗，荐之朱元璋，一日同在廷试，朱元璋诵一诗中佳句，忽以手拍书案，伯言误以为怒己，吓得昏死过去，内侍扶出宫门始苏醒。次日授官翰林院，以老疾辞归家乡。此则记载活画出当时文臣时时怀有的畏惧心理。而文臣之畏惧，当是因明初频兴文字狱而有。朱元璋之喜好夸大，厌恶道己短长，亦当时文臣所具知。如《七修类稿》记，朱元璋渡江后曾微行一庵，欲借一宿，僧疑其非常人，叩问其里巷姓名。朱元璋乃题诗一首于壁：“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后登基，听说壁间已无此诗，有旨锁此僧至京，欲杀之，问为什么去掉他的诗，僧答：“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常恐鬼神愁。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毫光射斗牛。”【32】朱元璋听后大笑，释僧归庵。此诗今存朱元璋文集中，知非无根据之虚造。从中亦可见朱元璋之好听美言，妄肆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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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58 明洪武一朝，以诗句获罪者实繁有徒，最为人所知的，如高启因替魏观作《翻新苏州府衙上梁文》而罹腰斩，究其实却是因作诗义涉讽刺而为朱元璋所不喜。《明史》尝说：“（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33】又如陈养吾诗祸。佥事陈养吾作诗，中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句，朱元璋以此诗攻击明初征发农夫，投养吾于水。【34】又如元末明初僧一初与止庵诗祸。二人皆有志于当时，但时运不济，才不得展，于是寄情于诗。明初皆被召至京，一初有《题翡翠》诗曰：“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哪得秋林静处栖。”止庵有《夏日西园》诗曰：“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朱元璋见此二诗，说一初诗中欲孤栖静处，是不愿仕朝，而不愿仕朝是因当时用法太严。而说止庵者更是稀奇，说诗中句句皆含诽谤：热时无处乘凉是说朱元璋刑法太严，令人无处躲藏。六月池浅、三年林未长是说朱元璋立国规模浅，不能兴礼乐。频扫地、不烧香是说朱元璋恐人议论而大开杀戒，不肯为善。二僧因此得罪。【35】又如朱元璋曾游一寺，见墙壁上画有布袋和尚，旁边题有一偈，墨迹尚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朱元璋以为攻击自己治民太猛，急命武士索题诗人。不获，于是尽诛寺僧。【36】又如僧来复诗祸。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二句，朱元璋见之大怒，说诗用‘殊’字，是指己为“歹朱”，“自惭无德颂陶唐”是说自己无德，欲颂为陶唐而不能也。遂斩来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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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60 明代各朝，皆有因文字罹祸的，但以明初为甚。朱元璋这个雄桀之主，既对儒学表尊崇之意，使士人为新兴的帝国所用，又要去掉其中对专制皇权有违碍的方面，并通过文字狱来慑服、遏制士人，警惕他们可能有的种种不忠、疑贰。通过这些措施，保证了明代皇权专制政体的延续，并使得此后洪熙、宣德朝“仁宣之治”的出现。明代在宦官、党争、流民等棘手问题面前，在皇帝与朝臣、内阁与外官的长期角力中能够延续二百七十多年，与朱元璋在开国之初采取的这些文化措施并因而奠定的政治局面关系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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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62 朱元璋褒崇儒学、优礼儒士的制度，明代各朝皆奉行。建文朝历时仅四年，且迫于成祖之压力，历史记载较少。永乐朝是从侄子手中夺取权力的，为了掩饰篡夺之迹，显示得国之正，并笼络士人，成祖朱棣在兵事稍定，天下粗安后，即大弘儒学，留心文事。永乐元年（1403），礼部请补试因兵革未举行的应天府、浙江布政司等乡试，成祖立即应允，并适应中心北移之后的文化形势，将国子监设北京。又命翰林学士解缙等负责修《永乐大典》，敕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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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64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宜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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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66 翌年书修成，因内容多有缺略，成祖命重修，以姚广孝、刘季篪及解缙总负责。“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39】永乐五年书成。据《四库全书总目》，参与修永乐大典者共2169人，书共二万二千余卷。成祖赐名《永乐大典》，并亲为撰序。《永乐大典》是类书中最大者，价值极高，是中国图书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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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68 永乐二年（1404），宽假北方岁贡生员考试，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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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70 北方近三四年间兵戈扰攘，诸生舍俎豆而事军旅，飞刍挽粟之劳，奔走流离之苦，岂暇于学。今考不中式者，可发回原学，补其废学年数，以俟再试。再试不中，如例处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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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72 礼部问会试选士数额，成祖令准洪武时取中最多之数。此届会试共取中472名，并矜怜近年因兵革，影响士子习学备考，故令礼部出题更试下第举人，择文词优等者60人，皆命于国子监进学，俟后科再考。永乐三年，成祖谕礼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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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74 学校育材以资任用，太祖高皇帝内设国子监，外设府州县学，选用师范教育俊秀，严立教法，丰廪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来，学校废弛，所司又不督励，虚靡廪禄。尔礼部宜申明旧规，俾师教无缺，士学有成，庶几国家得贤材之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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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76 永乐四年，翰林侍读胡广对成祖说，“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成祖笑答：“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42】其尊崇儒学，以儒道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尽皆表出。从这些事上可以看出，在国家大事安定之后，成祖对文治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且兴学育才，崇儒礼士方面的措施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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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78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成祖将亡妻徐皇后所撰劝善书《内训》赐群臣，使作为女子典范教于家。此书分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厉、警戒、节俭、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篇。成祖以此书赐臣下，寓有以儒家之道为家范教子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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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80 成祖亦特别注意以儒家之道教皇太子。永乐五年《永乐大典》修成后，成祖留心儒家治道，余暇常阅读历代儒家之书，并摘录其中关于治平者汇为一书，令翰林学士提出修改意见，俾作皇太子读书之教本，令知圣贤心法，治平之术。《太宗实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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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82 上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然卷帙浩繁，未易遽领其要。帝王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知其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遍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上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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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84 三个月后书印成，成祖亲自为序，遣人颁赐皇太子。这些都说明成祖非常重视从太子到大臣子弟儒学基础的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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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86 第二节　三部《大全》的颁布及其对科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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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88 成祖崇儒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编撰和颁布。成祖二十一岁就藩，平生好武事，一生多经战阵，雄才大略。即帝位后亦留心文事，多有创制。编撰大型儒书，早在洪武年间即有动议。《明史·解缙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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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90 一日，帝（指朱元璋）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芜秽，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又今六经残缺，《礼记》出于汉儒，踳驳尤甚，宜及时删改。访求审乐之儒，大备百王之典，作乐书一经，以惠万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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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92 当时国事初安，儒书的编撰、集成多在礼乐、制度方面。思想文化方面，大型工程之兴动尚无足够条件，而成祖时此条件已经成熟。成祖编修三部《大全》，一是为了科举考试有系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二是为了改变元朝统治者重军事、政治不重文化的现象，三是为了将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到儒学上来，四是为了大兴文教，在靖难之后扫除诛杀方孝孺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的坏影响，显示自己以儒学治国，崇文德、屏申韩的政略，同时改变朱元璋用法太严，文化气氛过于畏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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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94 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谕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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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96 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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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798 命胡广等总其事，仿修《永乐大典》例，命荐举朝臣与外省教官有学问者参与纂修，并命开馆东华门外，光禄寺供馔。由此谕可知，三部《大全》原拟撰二书：《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太宗实录》卷一六八，永乐十三年九月条下也记载：“己酉，《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46】可能因“五经”、“四书”卷帙浩繁，尤其“五经”，士子难于遍学，一般人主一经，两书合在一起篇幅太大。也可能因为科举考试中“四书”、“五经”单独出题，分开便于诵习和检阅。而更有可能的是，“四书”在明代地位空前提高，反在“五经”之上，需要单独成编。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31）十一月颁布的科举条制看，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题目从“四书”中出，答题参照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第二场考策一道，以时务出题，不考“五经”。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四书”内出题，答题参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除此以外，还要考经义一道。答题之参照，《诗》主朱熹《诗集传》，《书》主蔡沈《传》，《易》主程颐《程氏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蒙古人、色目人只考“四书”，不考“五经”，愿考者如考中，加一等授官。汉人、南人二者皆考。这说明，蒙古人、色目人比汉人、南人考题简单，适应其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现状，突出对其种族上的优待。同时说明，在元朝人看来，“四书”的内容可涵盖“五经”，“四书”在重要性上比“五经”要高。因“四书”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朱熹的地位要高于其他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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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800 到了明代这种情况不仅延续下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洪武十七年（1384）颁科举定式，乡试、会试皆各三场。三场以后成为定制，但“四书”的分量逐渐加重，经的分量逐渐减轻。出题主要在四书内，射策取科的士子也多在四书上用功，五经成了虚应故事。既不能遍通五经，专攻之一经也逐渐空疏。顾炎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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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63802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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