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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明儒学案·师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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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缑城正气集》，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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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缑城正气集》，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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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城正气集》，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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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第1044—1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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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见王家范、程念琪《论明初对洪武政治的批评——方孝孺的政治理论与建文帝的政策改革》，载《史林》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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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见《日知录集释》，第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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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明代初年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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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儒学，承续元代，其代表人物，皆元代儒学之支与流裔。元末明初因战乱，士多隐于山林岩穴，特别是大江以南，骨骾之士多不愿就元朝官，隐居读书。后朱元璋起兵反元，儒士应朱元璋诏命，出来辅佐文治，多在军中掌文翰。故明初儒者多文才之士，且留心事功，非如宋元时的理学经生之儒。此外，因元朝表彰朱子学，明初儒士多为朱子学者，继承朱子涵养用敬、致知格物的为学方向，多笃实清劲。且承朱子余绪，以经学为本，理学从经学中出，文章、事功皆本于经学。曹端、薛瑄之后，性理之学才逐渐深入。此外，宋元之儒多喜佛道二氏之学，以为儒学之助，故多不讳佛道，这一点也影响到明初诸儒。明初儒学的代表人物有宋濂、方孝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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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宋濂对中原文献之学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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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元至正年间，曾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但辞不赴。朱元璋攻下南京，称吴王，招纳儒士入其幕下。宋濂由李善长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任以江南儒学提举。明朝建国后，曾为太子经筵、《元史》总裁官、翰林学士、国子司业。洪武六年（1373），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并赞善大夫，前后充侍从十九年。《明史》本传说他：“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1】宋濂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甚得朝野推重，一生宠遇隆渥。虽晚年坐其孙宋瓒事举家安置茂州，死于赴谪途中，但一生因谨慎勤恪，宦途通顺。他的著作，多属为人所写之碑传、铭状、序跋，专门的哲学著作不多，仅《龙门子凝道记》差能代表他的思想。他的文字，无论何种体裁，皆清新雅致，自然天成，但又文采绚烂，法度谨严。同为明初著名才士的王祎称赞他的文章：“气韵沉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不沾尘土；辞调尔雅，如殷卣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皴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于斯？”【2】洵为一代制作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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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之学出于乡贤黄溍、柳贯、吴莱、闻人梦吉。此四子学承元代金华学者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何、王、金、许皆黄榦后学，而黄榦为朱熹亲传。宋濂从闻人梦吉学《春秋》，从其他三人学古文辞。清初著名学者全祖望曾说，金华之学，自白云许谦起，渐流入章句训诂，对道的体认已浅，少深造自得之语。金华之学至此而一变。至黄溍等，流入文辞一路，多文章之士，金华之学再变。至宋濂则羼入佛学，金华之学又一变。【3】但观宋濂之学，以经学为根底，以司马迁、班固文章之学为充括。佛学，宋濂确尝深造有得，观其所作诸高僧塔铭、碑传、行状等可知。他的儒学，一以朱子学为正，以道德性命为根底，以文章为道德性命的开发。佛学则心灵之沃润，生命之韵致。二者非一非二。儒学则纯正之儒学，注重锤炼德性，砥砺操守，以孔孟尽性至命之旨为归。佛学则纯正之佛学，一以明心见性，正见正行为最高宗旨。两者虽有融合，但不简单比附。此种境界是两种学养皆达于高明之域，又有洞达之器识、深湛之修养功夫的人方可达到。宋濂是明儒中绝少能达此境界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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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平生好学，但守志清淡，喜思天人之道，而参之经史。他的作品，是他的中原文献之学在文章之道上的鲜明体现。宋濂以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传人自许，对吕祖谦极表敬仰，并托物引类，作《思媺人辞》以颂之。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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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殁始余百年而其学殆绝，濂窃病之。然公之所学，弗畔于孔子之道也。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乡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虽朽，公所著之书犹存，古之君子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况与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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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祎《宋太史传》追溯宋濂学术渊源时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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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而深慨之。识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盖本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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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继承中原文献之学，非常重视儒家经书的作用。他认为，经是道的体现，道无形，而显现于经。以经为根本，而后可以言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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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皇极赖之以建，彝伦赖之以叙，人心赖以以正，此岂细故也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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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自己的长期体证，对儒家经书有独特的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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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统天地之理，通阴阳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状，气运之始终；显之政教之先后，民物之盛衰，饮食衣服器用之节，冠婚朝享奉先送死之仪；外之鸟兽草木夷狄之名，无不毕载。而其指归，皆不违戾于道而可行后世，是以谓之经。……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于彼者之众也。吾所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政则断，以处富贵则固，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来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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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众善皆备，众美皆具，不仅是文章之师法，而且是天地之常道。大到修身、治国，小到致知、行礼，皆须以经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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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作文之法，则本经学为文章立根底，合史传为文章增波澜。宋濂这一方法，得自其师黄溍、柳贯诸人的一贯主张。黄溍、吴莱曾教宋濂：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稿木死灰而已。宋濂以此法为基础而不断深入，渐行渐纯。他尝自叙学文之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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