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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十分重视知的作用，性即事物之理，命即天道流行，穷理即尽性至命。十分明确，这是循朱子的思想而有所发挥。睿知的另一个方面是寡欲，寡之又寡，以至于无我，无我是圣学之极致。无我则能顺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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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求化而化至，故物生而不感；化不为物而物成，故化存而不任。不任者，顺而应，无意而游，澹而和乐者也，天之道也。是故圣人之于物也，无喜，无怒，无好，无怨，无得，无丧，无智，无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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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无喜怒等，即所谓正心，心正而自和乐。心和乐才能顺事，顺事才能应机。触处洞然，随机而化，即圣哲之智，故他说：“顺事者，无滞者也；知时者，应机者也。故圣哲如神。”【45】又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圣人无私智之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见圣人循自然之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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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以上对圣贤的描述和作圣之功的提揭，完全是以对道体的体认为基础的，因为在他看来，圣人是道体的化身，是具体而微的宇宙，圣人的品格是与天地同体。所以王廷相对道体的论述很多。他对道体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道体的基质——气的揭示，一个是对道体的性质——生生的描述。关于前一个方面，《慎言·道体篇》起首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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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无所始、无所终之妙也。不可知其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曰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是故即其象，可称曰有；及其化，可称曰无。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故曰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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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实为王廷相之形上学思想的概括，他关于天道的重要范畴都在此中提出，如道体、有无、元气、元机、造化、太虚、太极、实体、象、感等。其基本思想，继承了张载的太虚即气说。他的基本思想是，道体是最基本的存在，它不是被比它更基本的存在产生出来的，它无所始，无所终，本身说不得有无二字。此亦张载“大易不言有无”之意。构成道体的基本原素是气，因为它是最元始的基质，故称元气。因为它是产生一切物体的本原，故又称元机。元者本原，机者机括。天地未判之时气的混沌状态即太虚，因其无任何物象，故名太虚。此亦同于张载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中大气充满，不知其极，故又称太极。太极以气言，不以理言。太虚之气分阴阳，二气感化，形成天地万物，故万物以气为其实体。所谓有无，是具体物象的生灭，非气之有无。故王廷相又说：“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气也；无形，元气也。元气无息，故道亦无息。是故无形者，道之氏也；有形者，道之显也。”【48】此中元气即太虚之气，生气即构成具体事物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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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以此不同意太极为理之说，更不同意理生气之说，认为理生气将导致理气为二物，陷入佛道二氏之论。他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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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是故虚受乎气，非能生气也；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谓理可离气而论，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而别有所谓真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气之外”、“太极为理，而生动静阴阳”谬幽诬怪之论作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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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以气为产生万物之基质，以理为此基质之条理。他在气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气种”之说。所谓气种，指构成事物的气本不同，事物千差万别的原因在气不在理。王廷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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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巨细刚柔各异其材，声色臭味各异其性，阅千古而不变者，气种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则肖其母，数世之后必有与祖同其体貌者，气种之复其本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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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事物彼此不同的原因在气。朱熹认为，事物间彼此不同的原因在理，气则无不同，故有理同气异之说。朱子之理为一物之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他继承了二程，认为事物之根据、法则、原理是一事物的根本性质所在，故认识事物最重要的在即此事物而穷其理。穷理之方面固多，穷理之事业亦无穷尽。朱熹思想充满了慎思明辨的理性精神。王廷相则把事物不同之根源交给气，似乎在同质的太虚之气上另有不同质的气种，事万因气种万，事一因气种一。气种与太虚之气的关系是，太虚之气是气种的根源，气种是因阴阳分数不同而受气之美恶、大小不同而具有的不同性质。王廷相说：“有太虚之气，则有阴阳。有阴阳，则万物之种一本皆具，随气之美恶大小而受化，虽天之所得亦然也。”【51】气种之说将探求事物的重点放在确定其气种上，对穷理的强调不如朱熹，但实证色彩比朱熹犹有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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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对道体描述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道体的生生不息上。这个方面强调的是识度的造就、襟怀的养成而非实证知识的获得。王廷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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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也者，气之体也。阖辟动静者，性之能也。屈伸相感者，机之由也。缊而化者，神之妙也。生生不息，亹亹如不得已者，命之自然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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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阴阳之气强调的是宇宙万物的构成，阖辟动静以下，强调的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拫据及其自然本性。而最后的归结则在宇宙的生生不息，连绵不断，这是其命体。命体是一个活动的本体，一个不息的整体，天地万物在这个本体中“各正性命”。气是道体的基质，命是道体的流行，性情是道体的性质。故“离气无道，离造化无道，离性情无道。”【53】此中性体，道体，命体，诚体通一无二，皆所以描述宇宙本体。对宇宙本体的证悟、觉解，是达至理想境界的媒介，王廷相对宇宙本体与圣人之作为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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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变故，其聚也不可纪，其散也不可一，其来也不可豫，其去也不可逐。其显设也不可迹，其倚伏也不可究。执一德，守一隅者御之，所不达者广矣。闉厄遄至，几于日中冥蔀矣。唯圣人之道术不固挈于一，而参之，而衡之，而交午之，而翕张之，而迟速之，而櫽括之。譬百川委委各至于海也，济务长功，安有穷已。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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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变故”，即“各正性命”之具体物。其来去聚散，其显设倚伏，皆流动的道体中之一视点。固挈于此一点，则淤阏矣。圣人之道术所表现的，乃与道俯仰之至神，乃与命同运之至诚。此亦境界中事，非可指实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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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对圣人境界体会很深，对圣人境界的达到，除体证外，他也极力主张通过知识途径获得。而所谓知识途径，一为经术，一为见闻。他极重经术，认为儒家之理想，在道术经术之统一。有道术无经术，则失之空泛；有经术无道术，则失之支离。以道术御经术，以经术饬吏治，则庶几儒术之全。王廷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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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而寡通变，则无顺施之政；为政而离经术，不过徇俗之材。此道学政术歧而二途矣。故学求适用，而政自道出，则几也。物各得其分谓之仁，事适其宜谓之义，周群伦之情谓之智，真实以御物谓之诚。是道也，学之能裕于己，则礼乐刑政一以贯之，而无不可施矣。此孔孟之学术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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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之内容，是仁义智诚；经术辅治之内容，则礼乐刑政。道术诚于己而经术贯于身，则可施政。此处可注意的是，王廷相之道术之基本价值中，无礼字而增诚字，诚字强调的是认识物之真实而控御物。这实在是他不喜繁文缛节，重视理智、重视实证知识的显明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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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经术辅治，王廷相强调的也是施治之人对它的灵活运用，而正确的运用在于亲师友学习而得。王廷相在与师友对话中对此有亲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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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六经，周孔典籍，炳也”。（王廷相）曰：“此其大法也，其权衡之妙，不可传者欤！其人俱往矣，不可得而亲炙矣，此唯默契道体者能之。其次莫如得师友。得也者于道也十九，不得也者于道也十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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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之权衡之妙得于学，学主要在即事即物而实下工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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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实核于见，信传闻者惑；事理之精契于思，凭记问者粗；事机之妙得于行，徒讲说者浅。孔门之学，多闻有择，多见而识也；思不废学，学不废思也。文犹乎人，而歉躬行之未得也。后之儒者，任耳而弃目，任载籍而弃心灵，任讲说而略行事，无怪乎驳杂日长而蔽其涂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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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对实证知识有强烈的兴趣，尤精天文学，在《慎言·乾运篇》中，王廷相对天象运动有种种解释，内容包括七政之躔次，风霆之运行，雾霾雹雪之成因，流星陨石之理则，日食月食之象，昼夜长短之由等。其中虽有形上思辨之猜测，但大多据当时天文气象知识而言。其中表现出鲜明的实证知识形态。故明何乔迁之《明山藏》说他“博古通经，究诸实用，礼乐、律历、象纬、医卜，靡不穿通”。《国朝献徵录》说他“记问该博，学术纯正，于百家之籍无不沉酣，而不涉异教”。《明史》也说他：“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58】他自己也说：“学者于道，贵精心以察之，验诸天人，参诸事会，务得其实而行之，所谓自得也已。使不运吾之权度，逐逐焉唯前言之是信，几于拾果核而啖之者也，能知味也乎哉？”【59】他甚至用知识之真确、心术之征实来解释儒学基本经典《大学》中的“八条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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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当然之实，则正矣。物物而能正之，知岂有不至乎哉？知至则见理真切，心无苟且妄动之患！意岂有不诚乎？意诚则心之存主皆善而无恶，邪僻偏倚之病亡矣，心岂有不正乎？学造于心正，道之大本立矣，而家，而国，而天下，以此推之可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