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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唯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闲邪，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如此之人，然后任之于左右，俾其上辅君德，下济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难，察之之谨，则其进也易而杂，而侥幸之小人，得以间之矣。非待之以协和，信之于专一，则其用也乖而贰。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则其难其慎，既用之之后，则唯和唯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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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丘濬是在君臣这个统一体中考察君与臣两个方面的。人君方面，择贤德有能者授之官。授官的目的在上辅君德，下济民生。这两个方面有一没有尽到责任，则于任官之义有缺欠。而官吏的任用非易事，其德其能若何？如何发挥官吏个人才能，如何使劳绩与爵俸一致，如何保证官吏的进退升降在合理的制度内运行，杜绝倖进之路，如何使对官吏的考察是公正的、符合实际没有冒滥的，这都是人君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历史上因任官不当特别是对左右辅弼大臣用之不当而导致灭国的，不在少数。丘濬在各个子目中对这些方面有具体论述。而臣子方面，上辅君德，下济民生两项都极难做得周全。实际上多数下级官吏和外任者毕其一生也无缘“得睹天颜”，更不要说“上辅君德”了。丘濬此处不过强调君德就体现在臣之治民中，官吏须负对人君尽忠之责，须有自处于君民之间充当调人的自觉意识，须有泽民即所以致君的情怀与识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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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之区设，品秩爵禄的制定，丘濬多引《尚书》、《周礼》之制，注释多从蔡沈、吕祖谦之说，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后世设官分职须祖述儒家经典，特别是“六卿分职，万事之纲”之意，旨在说明朱元璋以皇帝总揽六部，不设宰相，及明成祖置阁臣是正确的。这一点可由丘濬对六部沿革所做的说明中见出。丘濬在职官的设置上特别引述《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关于不设宰相的训诫：“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宰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13】朱元璋倡始的不设宰相，是明代政制中最大的事件，对此后政治影响深远。因为祖训十分清楚且严厉异常，历代无有敢披龙鳞而倡言置相者。丘濬在关于职官之设的议论中，发挥《周礼》“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语，对明代职官制度的合理性作了肯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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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统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务。如网之有纲，如丝之有纪，上下相承，巨细毕举。其官属虽无三百六十之多，其间脉络相通，体统不紊，深得《周礼》六典之遗意。自有《周礼》以来，二千余年，仅见行于今日者也。……此我圣祖高见远虑，超出百王之上。是诚有合于成周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是以百年以来，朝廷无纷更之弊，臣宰无专擅之祸。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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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重要官职如五军都督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的设置，亦都肯定它合乎古制。可以看出，丘濬的治国平天下之论，首先是以肯定现存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对诸弊政的纠正，只能在不触动、不改变现有职官系统的基础上施行。后来黄宗羲则谓有明无善治自朱元璋罢宰相始，并从多个侧面论证不设宰相之弊，着眼点与丘濬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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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所陈其他正百官之措施中，论及明朝政事的尚多，不及缕述。其中“简侍从之臣”一目中论翰林学士之选必重其德，非仅文章之士所能充任；馆阁之臣不必多，必得通经学古，明体达用之儒为之职掌；“清入仕之路”中论科举考试中专以偏题怪题难举子，且四书比重过大，对策论不够重视，致使举子对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不暇致力，故所取人才名不副实等，所论皆剀切，深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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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朝廷，正百官之后，是固邦本，制国用。固邦本下列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要，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十目。制国用亦列十目，涉及贡赋、市籴、制币、徭役、税收、专卖、濬运、屯田、山泽之利，纳粟拜爵等。此二门皆有总论，用以表明他选辑材料及对这些材料加以说明的指导思想，表现丘濬的经济之才。丘濬的固本之道，以《易经》的“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一句为纲领。他对此句的解释特重上下相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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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交而阴阳和，万物遂其茂育者，天地所以为泰也。上下交而心志通，万民遂其生育者，世道所以为泰也。世道之所以泰者何也？盖由上之人，于凡下之人心志之所欲，身命之所关，日用饮食之资，养生送死之具，所恃以为生生者，无一而不得以通于上。上之人一一皆有以知其所以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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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最根本的在于上下情之通达无壅塞，譬犹天地之气上下相贯通。而所谓上下相通，亦在于负治国之责的人知民之所欲，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方面儒家经典中所论极多，子史中可资说明的材料可以说摭拾不尽。丘濬对此采择甚多，而最注目的在“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丘濬对此句的一段发挥最可说明他对此问题的根本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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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也，国亦从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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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所谓“爱民者必有天报，害民者必有天殃”。而爱民之大端，在于在上者不以兴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残其体肤，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耗其田庐资产。以下“蕃民之生”等子目，详细陈说了他将“固邦本”之总纲具体化的主要措施。其中“制民之产”一目中关于井田制之议论，说明丘濬最向往的，仍是儒家所理想的井田制。但井田制后世不可复行，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之田等法亦有议论而无果行，此种形势下不如行“配丁田法”，【17】庶可避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渐渐消除兼并之患。此法针对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大建皇庄，与民争利，失去土地的流民日益增多的现实而发，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他各子目无论在取材还是说明上亦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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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的最后部分是“严武备”。此部分所占篇幅最巨，共二十九卷，约占全书四分之一。下设子目亦最多，计有总论、军伍、禁军、屯守、军器、马政、阅兵、任将、出师、阵法、赏罚等子目，有的子目又分上中下论之，内容十分详尽。本章就其有关军事思想者择要评述，太琐细者则不暇及。《四库提要》说丘濬“学本渊通，又习知旧典，贯串古今，具有根柢”，于此部最能见出。此部采辑之原典，较其他部为杂，除广采儒家经典与理学家言之外，又大量采择兵书、史书、政书等，即使是他在其他部分明斥的道家言，在这一部分中也加以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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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论兵事，以儒家思想为最高原则，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兵事性质的看法上。在他看来，最好的政治是德治，兵事是不得已。即便兴兵，也以不战为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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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圣王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为国一以德礼，而不专恃于兵。未尝无兵也，而不用之于师旅。虽用师旅之众，而不布于行阵。虽有行阵之法，而不施于战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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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必有名，合乎原则之出师为有武德。而所谓武德，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楚子所说之禁暴等“七德”。从丘濬对七德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军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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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凡天下之兴兵动众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焉，非此七者不举。则天下之人，唯恐上之不用武，师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云霓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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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七者主要是从兴兵的动机判断战争的性质。这一点在丘濬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他的儒家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他在对《周易》豫卦“利建侯行师”一语的解释中也表示了以民心之向背为标准来判断战争性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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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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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出师，是王者之师；这样的兵事，是圣武之兵。而圣武之兵是天下人所向往的。“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21】圣武之师不只征伐无道，亦将拯救罪人使其复业安居。这方面文王之所为是最好的榜样。丘濬就《诗·文王有声》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一句的发挥很好地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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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道以致之者。于是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于上天付托之意焉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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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以上所论，是非常理想化的。他所选的材料，亦多是《诗》、《书》、《春秋》中歌颂儒家圣王之文治武功的，此只可进上皇帝，以为观览之助，和诏书诰勅中的门面话，它毕竟离现实的战争太远，有点“迂远而阔于事情”。丘濬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兼官吏，不能不以儒家经典中的训诲箴规警醒有国者，冀望以其中的道理事例匡正其君于万一。这就是他之所以连篇累牍地采辑此类材料，并大量采用理学家的注释加以评论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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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论兵事的另一个重点是提挈出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语，暗寓对明英宗被宦官王振所骗仓猝出兵，既出兵而又不审形势、不谙兵事而导致覆师失地，己身遭擒之奇祸烈毒的抨击态度。丘濬于此采择材料甚多，屡屡施以按语，多有以古书所言之事影射当世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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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天子之大权，非王命而自行，是乱也。兴师以讨人之罪者，必先审其大小、远近、强弱、虚实以定其名，然后随其势、因其机而决其谋，则收其万全之效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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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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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谓先王之时，五礼六乐，掌之宗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马，礼乐征伐之权在上，而下莫敢干也。周室之衰，其礼乐之权以失，是以列国纷争，干戈日以相寻，讫无宁岁，天下无道至是极矣。圣人言此以示训于万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谨身正法，必使权纲在己，而威福不至于下移，则礼乐征伐咸自己出，而为有道之世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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