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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答韩参夫》，《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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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见《与王右仲问答》，《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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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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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见《明儒学案·师说》，《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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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见《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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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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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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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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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51】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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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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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见《证人会约书后》，《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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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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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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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见黄宗羲：《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38—394页。又见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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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见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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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此据董瑒：《蕺山弟子籍》及《蕺山学人》，见《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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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一章 明代经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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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理学极盛的时代。黄宗羲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如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理学以价值观念、伦理准则之确立为主旨，以语录之学为最普遍的学问形式，经学这种本来是儒学精神传承载体的学问系统反而成了理学的附庸，成了一种供士大夫寄寓其志意，宣泄其智思，甚或炫耀其博雅的知识性学术形态，其重要性已远不能同理学相比。学术重点由经学转向理学，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明史·儒林传》谓：“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这固然是以清人的眼光做出的总结，但点出科举为形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因素，确实深中肯綮。清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论明代经学，谓宋元明三代为经学积衰时代，而此三代中，又以明代为经学衰敝之最。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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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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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追溯科举之文之变迁，认为元明经义，本于王安石所立之墨义之法。王安石《三经新义》颁行于天下，举子专诵王氏书而不究经文。元代科举用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改为四书五经义，皆沿用《三经新义》。经义所用之八股文，本于元代王充耘《书义矜式》和宋吕惠卿、王雱之墨义。故宋元明之科举，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而此种情形，至明代而极。皮氏甚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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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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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比较宋元明三代经学，认为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人学有根柢，虽不用古义，但能自成一家之言。元人但株守宋人之书，于古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不但不研究古注疏，并连宋人说经之书也不研究，故疏略又甚于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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