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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见《明儒学案·师说》，《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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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见《学言上》，《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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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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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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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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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51】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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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人谱续篇一》，《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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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见《证人会约书后》，《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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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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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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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见黄宗羲：《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38—394页。又见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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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见刘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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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此据董瑒：《蕺山弟子籍》及《蕺山学人》，见《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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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一章 明代经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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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理学极盛的时代。黄宗羲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如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理学以价值观念、伦理准则之确立为主旨，以语录之学为最普遍的学问形式，经学这种本来是儒学精神传承载体的学问系统反而成了理学的附庸，成了一种供士大夫寄寓其志意，宣泄其智思，甚或炫耀其博雅的知识性学术形态，其重要性已远不能同理学相比。学术重点由经学转向理学，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明史·儒林传》谓：“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这固然是以清人的眼光做出的总结，但点出科举为形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因素，确实深中肯綮。清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论明代经学，谓宋元明三代为经学积衰时代，而此三代中，又以明代为经学衰敝之最。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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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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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追溯科举之文之变迁，认为元明经义，本于王安石所立之墨义之法。王安石《三经新义》颁行于天下，举子专诵王氏书而不究经文。元代科举用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改为四书五经义，皆沿用《三经新义》。经义所用之八股文，本于元代王充耘《书义矜式》和宋吕惠卿、王雱之墨义。故宋元明之科举，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而此种情形，至明代而极。皮氏甚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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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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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比较宋元明三代经学，认为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人学有根柢，虽不用古义，但能自成一家之言。元人但株守宋人之书，于古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不但不研究古注疏，并连宋人说经之书也不研究，故疏略又甚于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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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代经学不竞的批评不止皮锡瑞，明末清初诸大思想家出于总结明亡教训，纠正明代虚浮狂放的学风，扭转语录之学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对明代经学极敝早已有激烈的批评。黄宗羲曾说：“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3】清代乾嘉学者江藩也说：“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梨洲起而振其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4】全祖望论及黄宗羲对于清代学术转型的功绩时也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守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5】相较之下，代表乾嘉时期学术主流的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着眼于对经学发展各阶段的特点进行总结，对明代经学的评论较为公允。其经部总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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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唯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煽，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旁通》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之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辄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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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角度论各时代经学的特点，对各时代经学的优劣皆有指摘，而且指出其转进的根据。此叙代表四库经部纂修的总原则，这就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并收。经是天理的体现，而天理乃集众长而有，非一家可以独占。此叙虽然除了王学末流的经学著作之外，对理学家治经未有明确批评，但在具体书目的评论中，对明代经学学风是持贬抑态度的。这是乾嘉学风在经学上的表现，乃一世风尚所在，非仅四库馆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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