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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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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理学以宗程朱之学为盛，主要有谢济世、尹会一、陈宏谋、汪绂、雷鋐、朱珪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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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济世（1686—1754），字石霖，号梅庄，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充任顺天府乡试、会试同考官，后任御史等职。谢济世为官正直，曾因文字狱获罪，后病老致仕。主要著作辑为《梅庄杂著》。他以孔孟为圣学竭力表彰，对程朱与陆王颇有微词，“臣所虑者，程、朱之说固非，臣之说亦未尽是，乞睿鉴舍其瑕而取其瑜，不胜惶悚”［132］。对理学继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扬弃的态度。进而也辟宋儒，认为宋儒虽然推尊孔孟批评诸子，实际上“其于孔、孟也，名宗之而实畔之，于诸子也，名辟之而实宗之。”［133］谢氏的这些观点也可谓是理学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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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会一（1691—1748），字无孚，号健馀，直隶保定府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先后任扬州知府、河南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江苏学政等职。又创办书院，在各地讲学传播理学。主要著作《健馀先生文集》、《尹少宰奏议》、《四鉴录》、《健馀札记》等。尹会一提倡理学，笃信程朱，尤其崇拜清初朱学代表人物汤斌，为其从祀孔庙不遗余力。他尤其服膺朱子《小学》，自谓少年习举子业，未知为学次第。四十岁以后，读朱子《小学》，为其折服，以为“修身大法，做人样子，沉潜反复，愈觉其味无穷。必明乎此，而后学为人子，学为人臣，循循于忠孝廉节之行，可以消除骄惰病根，不至随所居所接而长，其有裨于世道人心，储才致用，甚切亦甚大”［134］。尊朱熹与功名、顺从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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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理学首先要立身，说：“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各成其是，皆足以传后而无疑。”［135］又以笃行为先，他在教授诸生时制定《学约》，包括严师范、访真儒、明教法、设讲堂、立课程、择士子、订会期、量材质、核实行、正文体共十个方面，希望士子恪守。他在说明《学约》时说：“实力尊行，毋惑于浮议，毋视为具文，以圣贤为必可学，以性善为必可复，以义理悦其心，以规矩约其外。渐摩之久，将必有学成德尊、明体达用之儒出于其间，而其次亦不失为谨身寡过之士，于以共襄国家兴贤育才之盛典，岂不美哉！”［136］这十条做人的规则不是一纸空文、空洞的说教，而是见之于实际的行动，所谓“明体达用”正是此意，由此出发才能造就“谨身寡过之士”，然后“共襄国家兴贤育才”之盛典，在这里突显了理学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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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绂（1692—1759），字灿人，号双池，安徽婺源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因家庭贫困而无力求取功名，便在家读书不辍，以自学名家。主要著作有《理学逢源》、《文集》、《诗集》及大量的经注等。他为学尤尊朱子，称朱子虽曾从游于李侗、胡宏，但能对其补偏救弊；朱子虽祖述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但能吸取其精华使之更醇正，朱熹有师，但又不拘泥于师，能充分地吸取他们的长处，创造性地发展他们的思想。对于同时代的人，如张栻、吕祖谦，“或过或不及，皆不能如朱子之至大而无外，至精而不遗，大中至正而无所偏倚也。此朱子所以为集诸儒之大成也”［137］。也就是说正是朱熹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才能集诸儒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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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理学，“要不过欲人反求之于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则以是见之行事，以实践而力行之，而于以措之民物，莫不皆准”［138］。反之于本心，求之于实践，古今儒学别无二致。仁君首先要率先垂范，上行下效，所谓“君道立而四方则之。君也者，民之表也；道也者，民之范也”［139］。人主是承继天而治理天下，治天下必须从根本出发，这个根本就是君主以身作则，并以法来规范百姓，百姓则受其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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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累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等，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培远堂文集》、《培远堂文檄》、《培远堂手札节要》、《课士直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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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学以程朱理学为宗旨，讲理学重在实践。说：“是真理学，必有真事功。理学由于所习，事功征于所遇，既遇矣，而又无事功，必非真理学也。”［140］人们依赖于理学在于其讲事功，离开事功有何理学，把理学与事功结合在一起。反身内求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他说：“理所当为，事在得为，自当以心入之，以身先之。惟宜平心静气，求其有济，尽其在我而已。”［141］加强自我反省身心的作用。他重视知行、体用，说：“坐而能言，起即能行。处则有中，出则有为。措之于词，为名世之文章；行之于事，为经世之事业。明体者此也，达用者此也。”［142］理学与事功统一，就是知行、体用的一致，所讲理学是务实有用的理学，也就是他称之为的“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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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鋐（1697—1760），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化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累官通政司通正使、浙江学政、左副都御史等。著有《读书偶记》、《经笥堂集》、《经笥堂文钞》等。早年师从朱子学家蔡世远，从此服膺朱子学。他对朱子评价甚高，总结其学术说：“其要不外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而已矣。人苟不自甘流俗，奋然以圣贤为必可学而至，实用力于此三言焉，如履康庄大道，以登堂而入室，自不为歧途曲径所眩惑。”［143］把“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当成朱熹之学的根本，由此便能入朱子堂，升朱子室。如能立志超然于富贵利达之外，讲明践履探究原委，经历贫贱患难死生而如一，他称此为实学，“按实而求之，即道学也。”［144］这是以道学为实学。先儒讲学之书已经十分完备，关键在于身心体验，所谓体验主要指实践，由此他写道：“人不尽生安之质，不致知力行，日积月累，如何能践形尽性”，读书“则实究其理，行己则实践其迹，念念向前，不轻自恕而已矣”。［145］他提出知行并进的命题，说“古之学者未有不知行并进者也”［146］。主张为学不离日用饮食、纲常民物，这便是下学，而不创为新奇诡异、幽深元渺之论，则是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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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珪（1731—1806），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又迁至侍读学士。一生担任过多种职务，重要者如安徽巡抚、两广总督、上书房总师傅、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一生对学人关爱有加，提拔许多优秀人才，俨然学界领袖。主要著述有《知足斋文集》和《知足斋进呈文稿》等。他维护朱子学，称朱熹之学“以穷理为先务”，其得力处“在于慎独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147］他注重义利等修为，说：“盖古今无二性，而知行无二学，义利明则趋向正，由是而上溯进德居业知几存义之真传。”［148］似乎反对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分，强调知行合一，重在明义利，以“进德居业”，察不善苗头，心存道义为宗，如此才不罔称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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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臣子，他把理学运用执政实际，以求标范。如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其切要之目为视、听、言、动这四者，前三者为耳、目、口之官，后者动则概括意与身。他告诫皇上：“盖体仁足以长人，而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惟口出好兴戎，德惟一，动罔不吉，皆古帝王传心之要旨也。视则兼乎色与玩好矣，听则兼乎声音与出纳五言矣，言则兼乎俞咈涣号矣，动则兼乎兴作与临莅矣。而尤在于一心枢机宥密之间，慎之又慎，敬之又敬，克之于几，复之于独省，以一心与天相应，与臣民相见，则非礼者，无由伺吾之间而入之。”［149］以心为核心，把持好视、听、言、动诸感觉，敬慎克己，然后所视、所听、所言、所动无不中正清明而合乎礼，皇上如此，天下人无不仰慕如日月，这便仁。这是以理学来规范当权者，希望以理学为人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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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桐城派的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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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桐城派不仅以古文而称著于世，同时也以推崇程朱理学而名扬坛坫。乾隆、嘉庆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大櫆、姚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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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累官武英殿修书总裁、内阁中书、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一生著述丰厚，后人辑为《方望溪先生全集》。作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推尊理学，说：“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佑决矣。”［150］穷理之学北宋以后才发达，只是因为有了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这五子，他们的贡献是接绪穷理之学而发扬光大，任何背离都不过是学术的蛀虫。对于理学，他尤其称许程朱，对明以来王守仁反对朱子学甚为不满，并以断绝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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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桐城派，方苞率先以理学运用于文学，首创义法，指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51］所为“义法”即言之有物，有次第，文以载道，文章在于说理，否则更是空文，这是对韩愈的发展，为其后学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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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工于文辞，师承于方苞，姚鼐为其弟子，介于方苞与姚鼐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大櫆的著作辑为《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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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把理学运用于文艺理论，提出论文主神气说，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主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传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152］。在神与气的关系上，神更为根本，即“为气之主”，可谓是文章的灵魂。他还强调文章要实，不穷理读书，文辞空疏无物，不经济不适于用，则属于连篇累牍，义理、书卷、经济这三者乃行文之实。譬如大匠操斤与土木材料的关系，文人是大匠，义理、书卷、经济则是匠人之材料，两者缺一不可，这开了其后姚鼐等论学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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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学者以书斋名惜抱轩而称其为惜抱轩先生。乾隆十年（1750）中举，二十八年（1763）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充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四十二年（1777）辞官归里，以著述授徒为业，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门下弟子众多。主要著述有《惜抱轩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等，选编《古文辞类纂》。他上承方苞、刘大櫆，下启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人，可谓桐城派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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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于理学尤尊程朱，认为生于程朱之后的儒者，正是因为有了程朱才得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153］。他对程朱推崇之至，视为父、师，而对反对程朱之人如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等，则大加鞭挞，应绝断其学脉。在他看来，推崇程朱是因其承袭孔孟学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154］。对于程朱学说，后世儒者只要笃信、遵行、恪守就可以了，这可以说以程朱是非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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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把理学运用于文学，主张文章本于天地自然，天地之道不过是阴阳刚柔而已。如果获得阴阳刚柔的精华，则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不容偏废，“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55］。文章本于天地，即文章虽然是主观所为，但应符合客观规律，直抒胸襟，而且也要找到阴阳刚柔的平衡点，所谓不偏激，雄健婉约相结合才是佳作。这是以阴阳刚柔来品评文章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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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学大盛并有走向偏激的态势，姚鼐竭力矫挽，说：“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156］当时的汉学家惟以推阐汉儒之学为己任，鄙视宋学，也是儒学一偏。他指出了汉儒之学的不足，以为他们“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57］自陷于门户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儒学发展有害无利。对宋儒他大加称誉，“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君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158］。正是由于理学，有明一代政治虽然腐败，但士大夫仍能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其得以延续，这与清初儒学大都把明亡归为理学，至少是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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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汉学与宋学关于考据与义理关系的纷争，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不可偏废的主张，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岐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159］强调义理、考据、文章统一，与同时期的翁方纲、许宗彦等人唱为同调之鸣。这一主张不仅对调和汉宋、扭转学风有益，而且对全面完整地把握儒学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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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陆王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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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中，自从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以后，陆王心学的空间愈来愈小，进一步衰落。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多，主要有彭绍升，以及与他相关的汪缙、罗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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