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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升主心,以为《大学》乃“古圣人传心之学也。传心之学,‘明明德’一言尽之矣。亲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体,亲之云者,还吾一体而已矣。故下文不曰亲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荡然无际,民视民听即吾视听,民忧民乐即吾忧乐。”[160]强调心的作用,即“明明德”是以心,德发自内心,其心本明,推及于天下苍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这就是“传心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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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陆后学有关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称二十四岁时开始有志于学,以为学在于求诸自我,对于朱、陆两家之书,只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观而默识体会,至于他们彼此异同的原因未暇顾及。后来反复研读《中庸》,“乃益信陆子之学,其为圣人之学无疑也”。因此不同意那种以为陆九渊遗弃问学、专重德性是其流弊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未知圣人之学唯在复性,复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无所为问学也。外德性而为问学,谓之玩物丧志”。因此,“知圣人之学,则知陆子之学矣”。[161]把复性当成圣学的要领,为学应围绕着德性进行,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他又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不知德性,何以问学?不知问学,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无外,则曰广大;明其无内,则曰精微;明其无上,则曰高明。明其无所倚曰中,明其无所作曰庸。致之、尽之、极之、道之,皆问学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162]依《中庸》次第,尊德性然后才是道问学,致广大然后才尽精微,极高明然后才道中庸。先尊德性是立志,道问学之所学不过是尊德性之学,属伦理道德之学,所学也是为尊德性服务的。因此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更重视前者,其学术显然偏向于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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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绍升相交甚密的有汪缙和罗有高。汪缙(1725—1792),字大绅,号爱庐,吴县人,贡生。有《汪子全集文录》等流传于世。他先读北宋五子书,后又读佛典,尝谓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纷纭莫衷一是,应统其同异,通其隔阂,仿明赵大洲《二通》之作,著《二录》、《三录》,以明经世济民之道。又著《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出世之法;著《读易老私记》,以贯穿天人之际。曾主建阳书院,昌明正学。归里后,闭户习静,不复应制举,作《无名先生传》云:“先生讲学,不朱不王;先生著书,不孟不庄;先生吟诗,不宋不唐;先生为人,不狷不狂;先生处世,不圆不方。”[163]不落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儒佛之间的门户,对他们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又作《撞庵先生记》,自称学无墙壁,行无辙迹,其孤往如此。晚年致书彭绍升,论孤往之趣,有“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阔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来矣”[164]一段,可见其独立孤傲如此,汪氏为学终归于佛学,但不反对儒学,可谓儒道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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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1734—1779),字台山,号吉云山人,瑞金人。乾隆三十年顺天举人。有《台山文集》、《台山诗集》、《尊闻居士集》等存世。归里入凤凰山讲学。尤喜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罗钦顺之书,旁推典证,颇多心得。曾师从雷鋐,后又师从彭芝庭,与其子彭绍升相交,过从甚密,共学佛学。曾言东西二圣人权实互用,门庭迥别。与戴震相交于京师,论训诂考据学。他曾与友人论学,说:“为宋儒之学,不及道原;归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则吾不知也。”又“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当钟鸣漏尽之时,尚不知反,几死道路,危哉!且屡上公车,求一进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炽,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凡夫跌坐其上!”[165]道原即宋道原,戴太史即戴震,说明罗氏之学兼而有之,至于学佛学的目的是解决生死问题。对读书人竞奔士途,求取功名的行径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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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又论《春秋》大义,说:“圣人作《春秋》东规西矩,南衡北权,中绳五则,不爽万物,就裁其本,在于学《易》。学《易》之本,在于谨彝伦、慎言行,约之以礼。人之彝伦言行壹于礼,则性复仁,全措之正,施之行,变化生而经纬天地之事起。此圣人所自尽,而愿天下万物同归而无歧者也。”[166]说明他也关心实事,注重通经致用,并非纯粹陷于性理。他对南宋诸大儒在国事愈来愈危难之际,柄持尧舜、孔孟之道,给予充分的肯定,称此符合《春秋》大义。南宋朱陆二人在北方异族屡犯边境之下,力陈诚正义利之辨,与孟子在战国扰攘之时述唐、虞、三代之道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皆有功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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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对彭绍升的心学有如下描述,称:“彭君好释氏之学,长斋佛前,仅未削发耳。而好谈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证释氏之言。其见于著述也,谓孔、孟与佛无二道,谓程、朱与陆、王、释氏无异致。”[167]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汪缙和罗有高。彭绍升、汪缙、罗有高都把程朱与陆王、儒学与释家打并归一,调和在心学上,这在乾隆汉学中天之际,可谓独树一帜,不过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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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学理上缺乏创新,渐渐地失去往日的活力,大都停留在原有的范畴面前,至多做一些修补。但理学也有一些时代赋予的特色:以尊重程朱为己任,与官方之学相互应和,陆王之学进一步消沉,几成绝迹。务实,注重把学理运用于实践,期以说明一些社会实际问题,理学诸家的经世带有为清廷服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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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包括理学(狭义)、心学,狭义理学仅指程朱理学。本书讲理学主要指广义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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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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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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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中华书局,1981年,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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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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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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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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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58岁条,《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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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塨:《恕谷后集》卷十三,《醒葊文集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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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傅山:《傅山全书》卷三十九,《杂记(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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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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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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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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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五,《答某书》,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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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七,《答安东守约书》,第17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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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答沈德孚二》,中华书局,2002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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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八,《愿学记三》,第77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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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留别海昌同学序》,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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