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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升主心，以为《大学》乃“古圣人传心之学也。传心之学，‘明明德’一言尽之矣。亲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体，亲之云者，还吾一体而已矣。故下文不曰亲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荡然无际，民视民听即吾视听，民忧民乐即吾忧乐。”［160］强调心的作用，即“明明德”是以心，德发自内心，其心本明，推及于天下苍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这就是“传心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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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陆后学有关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辨，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称二十四岁时开始有志于学，以为学在于求诸自我，对于朱、陆两家之书，只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观而默识体会，至于他们彼此异同的原因未暇顾及。后来反复研读《中庸》，“乃益信陆子之学，其为圣人之学无疑也”。因此不同意那种以为陆九渊遗弃问学、专重德性是其流弊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未知圣人之学唯在复性，复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无所为问学也。外德性而为问学，谓之玩物丧志”。因此，“知圣人之学，则知陆子之学矣”。［161］把复性当成圣学的要领，为学应围绕着德性进行，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他又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不知德性，何以问学？不知问学，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无外，则曰广大；明其无内，则曰精微；明其无上，则曰高明。明其无所倚曰中，明其无所作曰庸。致之、尽之、极之、道之，皆问学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162］依《中庸》次第，尊德性然后才是道问学，致广大然后才尽精微，极高明然后才道中庸。先尊德性是立志，道问学之所学不过是尊德性之学，属伦理道德之学，所学也是为尊德性服务的。因此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更重视前者，其学术显然偏向于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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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绍升相交甚密的有汪缙和罗有高。汪缙（1725—1792），字大绅，号爱庐，吴县人，贡生。有《汪子全集文录》等流传于世。他先读北宋五子书，后又读佛典，尝谓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纷纭莫衷一是，应统其同异，通其隔阂，仿明赵大洲《二通》之作，著《二录》、《三录》，以明经世济民之道。又著《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出世之法；著《读易老私记》，以贯穿天人之际。曾主建阳书院，昌明正学。归里后，闭户习静，不复应制举，作《无名先生传》云：“先生讲学，不朱不王；先生著书，不孟不庄；先生吟诗，不宋不唐；先生为人，不狷不狂；先生处世，不圆不方。”［163］不落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儒佛之间的门户，对他们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又作《撞庵先生记》，自称学无墙壁，行无辙迹，其孤往如此。晚年致书彭绍升，论孤往之趣，有“天之高也不附于天，地之厚也不附于地，古今之寥阔也不附于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来矣”［164］一段，可见其独立孤傲如此，汪氏为学终归于佛学，但不反对儒学，可谓儒道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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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1734—1779），字台山，号吉云山人，瑞金人。乾隆三十年顺天举人。有《台山文集》、《台山诗集》、《尊闻居士集》等存世。归里入凤凰山讲学。尤喜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罗钦顺之书，旁推典证，颇多心得。曾师从雷鋐，后又师从彭芝庭，与其子彭绍升相交，过从甚密，共学佛学。曾言东西二圣人权实互用，门庭迥别。与戴震相交于京师，论训诂考据学。他曾与友人论学，说：“为宋儒之学，不及道原；归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则吾不知也。”又“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当钟鸣漏尽之时，尚不知反，几死道路，危哉！且屡上公车，求一进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炽，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凡夫跌坐其上！”［165］道原即宋道原，戴太史即戴震，说明罗氏之学兼而有之，至于学佛学的目的是解决生死问题。对读书人竞奔士途，求取功名的行径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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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又论《春秋》大义，说：“圣人作《春秋》东规西矩，南衡北权，中绳五则，不爽万物，就裁其本，在于学《易》。学《易》之本，在于谨彝伦、慎言行，约之以礼。人之彝伦言行壹于礼，则性复仁，全措之正，施之行，变化生而经纬天地之事起。此圣人所自尽，而愿天下万物同归而无歧者也。”［166］说明他也关心实事，注重通经致用，并非纯粹陷于性理。他对南宋诸大儒在国事愈来愈危难之际，柄持尧舜、孔孟之道，给予充分的肯定，称此符合《春秋》大义。南宋朱陆二人在北方异族屡犯边境之下，力陈诚正义利之辨，与孟子在战国扰攘之时述唐、虞、三代之道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皆有功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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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对彭绍升的心学有如下描述，称：“彭君好释氏之学，长斋佛前，仅未削发耳。而好谈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证释氏之言。其见于著述也，谓孔、孟与佛无二道，谓程、朱与陆、王、释氏无异致。”［167］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汪缙和罗有高。彭绍升、汪缙、罗有高都把程朱与陆王、儒学与释家打并归一，调和在心学上，这在乾隆汉学中天之际，可谓独树一帜，不过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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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理学在学理上缺乏创新，渐渐地失去往日的活力，大都停留在原有的范畴面前，至多做一些修补。但理学也有一些时代赋予的特色：以尊重程朱为己任，与官方之学相互应和，陆王之学进一步消沉，几成绝迹。务实，注重把学理运用于实践，期以说明一些社会实际问题，理学诸家的经世带有为清廷服务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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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包括理学（狭义）、心学，狭义理学仅指程朱理学。本书讲理学主要指广义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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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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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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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中华书局，1981年，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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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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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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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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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58岁条，《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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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塨：《恕谷后集》卷十三，《醒葊文集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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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傅山：《傅山全书》卷三十九，《杂记（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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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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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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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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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五，《答某书》，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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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七，《答安东守约书》，第17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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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答沈德孚二》，中华书局，2002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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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八，《愿学记三》，第77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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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留别海昌同学序》，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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