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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一，《周易三》，《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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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李光地：《榕村集》卷一，《观澜集》，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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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一，《经书总论》，《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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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九，《宋六子二》，《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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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九，《宋六子二》，《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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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八，《宋六子一》，《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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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李光地：《榕村续录》卷十六，《学》，《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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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九，《诸儒》，《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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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九，《诸儒》，《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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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三，《学一》，《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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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九，《诸儒》，《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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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十三，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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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陈寿祺：《安溪李文贞公全书总序》，《左海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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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十三，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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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张载之学的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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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理学从总体而言确有由王学转向朱子学的趋势，但其中也不乏特立独行者，那就是王夫之。王夫之在反王学过程中并没有转向朱子学，而是回归张载之学，一生治学以张载为宗，对其学问服膺之至，所谓“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孜孜以求，为阐扬张载之学而不懈努力，这在清初理学中可谓独树一帜。王夫之的理学虽然因种种原因不显于当世，但就其思想而言，博大精深，可谓集理学之大成，因此有必要辟专章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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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湖南衡阳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学者称船山先生。父王朝聘，为当时著名学者，王夫之从小就受其影响，学兼经史百家。清兵南下，他曾在衡阳举兵抗清。兵败，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授官行人司介子。后清军入桂，永历政权西迁，遂返归湖南，迄于逝世。他隐居不出，潜心著述，罕为世人所知。一时为名流著作偶尔涉及王夫之者，仅见于钱澄之的《田间诗集》、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等。康熙三十一年（1692），著名学者刘献廷漫游两湖，闻王夫之学行，始作杂记表彰，称王夫之“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1］。尔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船山先生传》再加表彰。乾隆时，官修《四库全书》，因一时为考据学风所蔽，所著录的王夫之著作只有几部考据作品，其他著述均未刊入。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其裔孙世俭首刻《船山遗书》十八种，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又刻《船山遗书》五十六种，才使王夫之学说显现于世，并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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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夫之的治学精神及特色，可以用他晚年为其新筑草庐“观生居”自提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来概括，即借解释经书并结合时代创造一套别开生面的富有哲理批判精神的儒学体系，此一语是他儒学思想特色的高度概括，道出其治学的精神。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尚书引义》、《噩梦》、《读通鉴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春秋左氏传博议》、《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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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夫之的定位及治学宗旨，应归于理学一路，尤其是推尊张载，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为张载《正蒙》作注的《序论》中。他肯定理学兴起的历史地位，说：“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繇，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2］理学承孔孟儒学而来，肯定理学开派诸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朱熹对儒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对他们的后学则采取批评的态度。理学发展到有明一代，心学一脉大盛，尤其是王守仁之学阳儒阴释违背儒学真谛，其后学流于空疏与狂妄，并与政治腐败互为表里，最终酿成国破家亡之祸，因此必须加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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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学，他表彰张载，称：“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未繇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3］肯定理学对复兴儒学的贡献，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功不可没。于理学诸家尤推崇张载，但张载之学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其原因是“素位隐居”，门人弟子流传甚少。后来陆九渊与朱子论争，王守仁又继承发展心学一脉，限于门户是非之中，陆王一脉又杂糅方外，已非儒学正宗，如果发扬张载之学定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在王夫之看来，张载不仅是儒学的正统，更是理学的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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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超越理学从儒学史角度为张载定位，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世主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4］对于孔孟儒学及其发展而言，张载之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已经超出理学，而是把张载置于整个儒学史中加以考察，肯定其在儒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他赞叹道：“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乎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5］把张载比喻为孟子，称赞其拨乱反正之功。又喻为匠人之绳墨，射人之彀率，旨在说明张载之学为后世儒学的范式与标准。在王夫之眼里，张载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自谦自己很难达到，但有志于努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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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王夫之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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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自然观通过气理、道器、气化等范畴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与此同时也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