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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船山全书》第十册，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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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孝武帝》，《船山全书》第十册，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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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船山全书》第十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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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船山全书》第十册，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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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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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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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泰誓牧誓》，《船山全书》第二册，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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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武成》，《船山全书》第二册，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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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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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船山全书》第十册，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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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船山全书》第十册，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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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后汉光武帝》，《船山全书》第十册，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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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船山全书》第六册，第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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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章 反理学与务实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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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及伴随着理学的发展，反理学开始出现，它们抛弃了理学末流的空疏，开始关心实证、经世，使得儒学愈来愈趋向于务实。清初反理学与务实学风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偏向：其一是经学在沉寂千余年之后开始重返历史舞台，其二是围绕经学研究而重新发皇的训诂考据学，其三是对虚理的批评导致经世之学的兴起。而顾炎武对经学的倡导及贡献、阎若璩对晚出《古文尚书》的考辨、颜李学派的习行之学以及唐甄的政治思想则是这三种偏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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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顾炎武的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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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傭，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县人。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之所以被学术界誉为清代的“开国儒宗”，主要是因为他倡导复兴经学的诸种努力。他的经学博大精深，对群经多有创获，并把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归于通经致用，从而一扫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开清初儒学务实之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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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经学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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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以来，儒学发展仍沿袭宋代。明代儒学的特点是“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1］就理学而言，明代学术发展到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可以说达到顶峰，王学传至王畿，尤其是泰州学派，流弊愈来愈显现出来。王守仁心学乃至整个理学的没落，客观地提出建立新学术形态的课题。因此，在明清之际日益高涨的务实思潮中，出现了反王学，由王学返归朱学，以至于对整个宋明理学反思批判的趋势。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反思批判理学中开始建构自己的经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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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首先直指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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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心学与孔孟学说不符。他说：“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而“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2］古代圣人教人为学，包括行、职、文、用、施多种指向，而有明以来则仅限于心学，他对此杂糅佛家之学甚为不满，并很赞同黄震对心学的批判：“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3］他也引述唐伯元的话，重申：“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4］在他看来，孔门之说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体用来说都侧重人伦日常生活，主务实，而“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心学不符合孔孟要旨，非儒家经学之正统，实质上是释老方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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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上看，心学空谈误国。他说：“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5］把明末心学空谈与魏晋玄学清谈相联系，追溯心学清谈的思想渊源旨在以史明鉴，告诫世人切勿空谈误国，其用心是无可非议的。但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心学，未免有些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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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对明末讲学之风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闻也”，而今天的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6］当下的讲学之人津津乐道于“性与天道”，而不讲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也不顾天下国家之安危，同样背离儒家经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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