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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政治制度设有谏官的传统，他则给予发扬，认为设谏官纳谏十分必要：“六卿六贰进讲陈戒，师箴，蒙诵，百工谏，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皆谏官也。天子特不纳谏尔，苟能纳谏，何患直言之不闻？”［176］要敢于纳谏，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相反的意见，对于执政者是十分必要的。纳谏是指君主而言，直言则是指臣子，他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除肤疡，不除症结者，其人必死；称君圣，谪百官过者，其国必亡。所贵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过。其次，攻宫闱之过。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是疡医也；君何赖乎有此直臣，臣何贵乎有此直名！是故国有直臣，百官有司莫得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177］直言是良药，直臣为良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直臣直言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切中要害，有利于政治上的除旧布新。直臣直言分三层次，一是直言君之过，二是直言后宫之过，三是直言皇族宠臣之过。大臣敢于直言劝谏，矛头所指皇权、皇亲国戚，通过言论使权贵们知惧，这样可以消除政治上的症结，如此才不枉为人臣。唐甄自己就是一个直言的臣子，敢说敢为，石破天惊，因此为官并不顺利，他只当过地方官而没有做过大臣，潦到颠沛，终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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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唐甄自幼随父宦游各地，后来自己也当过地方官，深知地方官的重要性，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他不赞同天下难治是因为民众的说法，认为难治者非民而是官，“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盖遍于海内者，其文也；未尝出于门庭者，其实也。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君臣上下，隔绝不通”，“其何所籍以达于天下乎”。［178］君主治理天下离不开官吏，官吏吃奉禄是为君主治理子民的，他们是沟通上下的重要环节。地方官吏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君主政令，甚至敷衍了事，致使政令不畅通，百姓子民无从知晓，朝廷的政令再好也无济于事，如何谈得上治。因此，治理国家惟在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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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当官应上对得起君主的信任，下对得起子民的期待，说：“辗转思之，不释于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补；不能普利，且图少济。设为说之之言曰：君之贵，非君赐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于民力乎？必曰然。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壶餐，必有以酬之；而况受人富贵，且以遗子孙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禄之时，官之衣食，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业业不敢自安者也。”［179］地方官食国家的奉禄，为地方百姓所供养，就应该知恩图报，当好父母官，兢兢业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地方安定了，国家天下才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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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者，国之宝、民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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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强调为政应以民为本，他还具体提出了诸项富民措施，如：“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家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苧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政一。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陵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杖，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盗，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赋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180］这十八条富民措施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上善政，包括以农为本，注重农时，因地制宜，兼顾多种副业，注重家庭伦理的建设。第二层为中善政，包括扶弱济贫，除暴安良，打击囤积居奇，慎用或轻用刑罚，防微杜渐。第三层为下善政，包括重视学校祭祀场所以及城隍、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赋税合理，习武练兵，防范外敌入侵，赈济灾民，预防疾病，勤俭节约等。这三个层次囊括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唐甄对民情民生了解之细，由此可见一斑，不愧是做过地方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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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讲的养民，其最终目的在于富民，他关心民众的疾苦，提出富民的思想。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痈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181］治乱的区别在于穷富，贫富不均，藏富于朝廷、官吏，社会必然出现动乱。相反，藏富于民，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稳定，社会自然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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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富民相关，唐甄十分重视货币的改革，他认为，生养之道，三年应该有所成就，五年可以充足，十年则可以富裕，这是治国的常理。而“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算；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熜无烟，寒则蜎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困穷如此，虽然偶遇丰收之年，也无生存之乐。“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国家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182］明确指出有清五十年以来国家仍处于贫困之中，表现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这“四空”。究其原因，在于缺少钱币，所以无法进行必要的流通，导致货物不能发挥其用。他在当时就意识到货币流通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货币少制约了互通有无，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因此必须改革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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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自明代以来“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囊之，瘗之，为物甚约；一库之藏，以钱则百库，虽尽四海而不见溢也。”“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为命乎！圣人复起，必有变道矣。”“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183］白银的减少造成百姓穷困。白银减少是不流通所致，不流通的一个原因是银本身所具有的容易收藏等特点，使得持有者不愿意进行流通，实现不了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换，因此造成货物无法流通，百姓由此贫困。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钱币取代白银，作为市场流通的货币。易于制造也易于流通，有利于市场交换。这种货币主张既务实又切近实际，也有可操作性，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他并不是朝廷重臣，其改革货币的主张能够起多大作用，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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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的经世思想以政治为特色，他大胆直言，议论政事，无所顾忌，在清初诸儒中可谓独一无二。潘耒读《潜书》叹道：“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184］对其政治主张给予正面的肯定。但也应看到，唐甄的政治思想过于激进，因而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共鸣，而清朝的政治走向似乎也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康熙朝始兴的文字狱，雍正朝所建立的军机处都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为唐甄所批判的君主专制政体还要再存活二百多年，直到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才最终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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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发凡》，《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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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内典》，第1045—1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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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48—10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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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心学》，第1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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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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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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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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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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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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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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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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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卦爻外无别象》，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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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孔子论易》，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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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朱子周易本义》，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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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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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古文尚书》，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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