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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程瑶田：《论学外篇》上，《让室卮言》载《通艺录》，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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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程瑶田：《论学小记》上，《诚意义述》，载《通艺录》，《安徽丛书》第二期上，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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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程瑶田：《论学外篇》上，《擘窠书四字说》，载《通艺录》，《安徽丛书》第二期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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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易教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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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经解中》，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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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朱陆》，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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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章学诚著，叶英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辨似》，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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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阮元：《经籍籑诂》，中华书局，1982年，第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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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三，《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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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张惠言：《虞氏易事》卷首，《虞氏易事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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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三，《中庸》第二十四章，《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1年，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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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尽心上》，《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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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二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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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颜元：《存学编》卷四，《性理评》，《颜元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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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李塨：《论语传注问·学而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经部17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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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李塨：《论语传注问·子张十九》，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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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程廷祚：《青溪文集》卷七，《原气》，《青溪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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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程廷祚：《论语说》卷三，“颜回问仁”条，《续修四库全书》经部1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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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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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汉学家的义理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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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清代汉学，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些学者，以及后来的现代新儒家大体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思想，只重训诂考据，而对义理无所贡献。从事实出发，这种观点显然有些片面。清代汉学家虽然以训诂考据而见长，但也有自己的义理学，只不过它们的义理学是以训诂考据为基础的，试图构建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学，正是这一点反映了他们承接孔门儒学的宗旨。对汉学家们的义理学，惠栋、戴震两位大师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后起的洪亮吉、凌廷堪、焦循、阮元也功不可没，以下分上下两章阐释一下他们的义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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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惠栋对汉易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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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乾嘉汉学的创始人，惠栋虽然承认真正的大儒应兼通汉宋，所谓“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1］。又“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其一，非学也。”［2］知行不可偏废，汉宋应兼顾。但就经学而言，他仍是重视汉学，指出：“宋儒谈心性直接孔孟，汉以后皆不能及。”“汉有经师，宋无经师，汉儒浅而有本，宋儒深而无本，有师与无师之异，浅者勿轻疑，深者勿轻信，此后学之责。”［3］又发挥韩非《外储说》指出：“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国大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家君子曰：宋人不好古而好臆说，故其解经皆燕相之说书也。”［4］综述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惠栋对汉宋的态度，那就是宋儒谈心性，汉儒谈经学，把经学与心性当成两个东西，他虽然有限地承认心性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推尊经学，以经学来衡量儒学，这必然得出宋人“解经皆燕相之说书”的结论。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以复兴汉学为己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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