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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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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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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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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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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九，《孟子论仁论》，《揅经室集》，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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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揅经室集》，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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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五，《与阮中丞论克己书》，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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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03页，三联书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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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夏炘：《与友人论论语论仁论书》，《景紫堂文集》卷十一，第20—21页，乙卯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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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汉学的别出及对汉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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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汉学的主攻方向是经学，汉学的别出指一些汉学中人不局限于经学，其重心由经学返向史学，以史解经，提出经史平等、六经皆史等主张，开儒学发展的新气象。汉学虽然有自己的贡献，但也存在着流弊，对汉学的真正批评来自外部，主要指站在理学角度反对汉学，这预示着汉学渐趋衰落。这里主要探讨一下钱大昕、章学诚的经史之学，以及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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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钱大昕的经史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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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八岁以后归里不出，以教学著述终老。钱大昕一生为学十分广博，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地理、氏族、金石等方面，其长处则是经史之学。主要著作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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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早年为学受惠栋影响，在回顾自己与惠栋交往时，说：“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四十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1］惠氏死后，他又为其作传，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2］他对戴震也极为推崇，相互交往，钦佩其学问。但他对由惠栋、戴震等掀起汉学之风而导致的尊经轻史现象甚为不满，曾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3］于是自立为学宗旨，提出经史同等重要的思想。他可以说是乾嘉时期经史兼顾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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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史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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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统的汉学家治经不同，钱大昕不仅尊经而且也治史，他提出经史不分、经史同等重要的主张，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而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阁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4］古代儒学经史一家，其中《尚书》、《春秋》也是史。西汉初期刘向、刘歆父子为《六略》经史不分，东汉以后，始有经史之分。但未闻“陋史荣经”，也就是说经与史的地位是相等的，并没有尊经抑史的现象存在。到了北宋王安石推崇《周礼》、《尚书》、《诗》这三经，作《三经新义》之后，《春秋》在诸经中的地位开始降低，甚至被贬为“断烂朝报”。至于理学诸家则用力于心性而对史不感兴趣，以为玩物丧志。史学的地位愈来愈低下，经离开了史空发议论，流于空疏，不切实际，钱氏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对那种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说法，以为经史同等重要，作为儒学的组成部分，孔子删述六经是经史合一的，《尚书》、《春秋》亦经亦史。乾嘉时期汉学大盛，学者大都趋于经学一途，一些学者则经史兼顾，甚至出现了由经返史的趋向，钱大昕则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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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史统一、同等重要的基础上，钱大昕还提出一套治经史的方法，他说：“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5］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语言文字证经，经与经互证、经与史互证，加之训诂，经中所包含的内容甚为广博，综合治经才能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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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是治经史的必要门径，它与义理是怎样的关系？他写道：“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讲义理，但必须由训诂引出，训诂又从解读文字开始。义理建立在文字训诂基础之上，说明最终的目的还是义理，所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7］他又说：“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8］治经应从训诂开始，离开训诂考据而谈义理则是凭空杜撰的义理，以上诸条充分发挥了戴震所谓的训诂明然后义理明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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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崇汉儒是因为汉儒尊经，其治经有师承、有家法，如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但汉儒“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郑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9］汉儒训诂虽然不同，但不以人物论是非而要注意兼收并蓄。他又说：“近代言经术者，守一先生之言，无所可否，其失也俗；穿凿傅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夫也妄。”［10］治经反对墨守一家之言，主张兼采众家之长，也不要泥于古义而要创发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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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求其是也是他治经史乃至为学的重要方法，如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11］把做学问当成是有关千秋的大事，因此不可小视，其议论一定要认真，既公允又全面，对于宋儒也如此，不因其讹误而全盘否定。在这里他超越汉宋畛域，以事实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像一些汉学家那样单纯的以古为是，惟汉是好，而是以事实为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只有这样对待古代文献，才能无愧于古人，也不至于贻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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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治经史在于经世，钱大昕继承这一传统，说：“儒林经济非两事”，“经史自可致治平”。［12］经史不可分，经世是儒学应有之义。他提出为文的四项宗旨：“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13］这四者就是以学术正人心，达到明道经世的目的。他论体用关系指出：“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14］治经由训诂考据而明义理，然后是通经以明其体，运用于实际是致用。诸经皆为经世之言，《论语》、《孟子》尤其重视政治，心性与天道并不是主题。其他经书也皆为经世之言，他又说：“《易》、《书》、《诗》、《礼》、《春秋》，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而残守专己者，辄奉一先生之言以为依归，虽心知其不然，而必强为之辞。又有甚者，吐弃一切，自夸心得，笑训诂为俗儒，诃博闻为玩物，于是有不读书而号为治经者，并有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15］儒家五经皆为经纬天地之书，其中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因此切不可小视，而要认真阅读。他尤其告诫不要拘泥于经生的注疏之说，如当时的一些汉学家把汉人经说置于诸经之上，但也不要因此而反对训诂与博闻。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以训诂考据通经，通经则在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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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以语言文字与政事的关系论述通经与致用不可分离，如说：“夫书契之作，其用至于百官治、万民察。圣人论为政，必先正名，其效归于礼乐兴、刑罚中。张敞、杜林以识字而为汉名臣，贾文元、司马温公以辨音而为宋良相。”“公（谢启昆——引者）之于斯学，固有独见其大者。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16］儒家论政事首先要正名，这就涉及语言文字，因此必须先从文字角度弄清诸范畴本意。他还列举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都通晓语言文字，证明“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文字与经世不可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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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世济民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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