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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讨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指出名物度数十分重要，如说：“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阮氏《车考》，足下以谓仅究一车之用，是又不然。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54］考据作为专门之学对于做学问来说至关重要，不能忽视。与考据相关的名物度数也是通经的重要手段，离开名物度数，义理则会流于空疏，如此治经则是武断、鲁莽。他以道器范畴说明训诂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认为，宋儒“以谓是（训诂名物）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55］。训诂名物是器，义理是道，宋儒反对拘泥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溺于器而不知道。舍器而言道即离开训诂名物言义理只能是空谈，与孔子教人博学于文之义相佐，专于训诂名物则是玩物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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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有据无形再论实物和义理的关系，说：“声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音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56］人都有感觉器官，感觉皆相似，心之所同然者称之为理义或义理。但义理因为与是非之心有关，所以容易引起争论，不如从有据的对象即有形之事物及其现象出发，靠证据说话。义理是无形的，属于人们观念的东西，有据之学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的，因此治学必须两者兼顾，“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也即由考据引出义理此乃为学的正道。他谈及文辞与理说：“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间，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57］语言在于明理，但离不开文辞，文辞是明理的手段，脱离明理文辞只是虚文辞，无实际意义。同样理也不离文辞，因为文章载理，文辞不完备理也不会昭明，文辞与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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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考据、文辞、义理三者并重，那么论学主张博通，于此他写道：“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58］承认治学有多种角度，如有尚考证的，有尚词章的，有尚义理的，但不能彼此相互轻视甚至贬低，导致学术间的门户之争，而应把考证、词章、义理三者统一起来，强调要做通人，通人能兼顾三者，他自己为学践履以上所言。他论通古今之变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59］通人必须通古今之变，做到这一点要懂得为学的详略异同轻重谨忽，既不墨守也不拘泥，也就是说要创发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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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学诚看来，论学的归宿是明道，考据、词辞、义理三者统一皆以追求道为目的。戴震曾把训诂、音韵、天象、地理比做抬轿者，把明道比喻为乘轿的大人，有把训诂明义理明绝对化之嫌，训诂似乎成了唯一认知义理的出路。章学诚借此论道：“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于世无真知己者，固不免于己甚耳，尚未害于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60］训诂名物等只是为学一端，其文辞同样可以求义理，它们都是为闻道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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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分别从理事与道、学与道、文史与道角度探讨考据、辞章、义理与明道的关系，突显明道作为治学的最高目的。论理事与道的关系说：“《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61］文章在于述事明理，理事的关系是“述事而理以昭”，“言理而事以范”，述事理得以昭明，言理事得以规范，理事互动，文章就符合于道。论学与道的关系说：“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娴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君子学以致其道，亦从事于三者，皆无所忽而已矣。”［62］名物、度数、文辞、义理各有特点，但不可偏废，作为治学的方法，它们都是探索大道的手段，学以求道为目的，道是为学的宗旨。论道与文史的关系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63］文史不能离开道，道存在于文史之中，但文史不等于道，道要高于文史，因此自谦说“余仅能议文史”而“非知道”。作《文史通义》皆在推原道术，以通晓大道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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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世儒之患，超于学而不思”，“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64］指出儒家所患在于学而不思，如博学的人长于考据，才华横溢的人重于文辞，负有思想的人易于悬虚，考据、文辞、义理各有所偏，这三者应结合起来，运用思维善于思考，以求道为指归。当时主张考据、文辞、义理统一的不乏其人，如戴震、翁方纲、姚鼐等，但他们都没有论及道在这三者中的地位，章学诚标出道，以识道为治学归宿，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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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汉学家尊汉、以汉儒是非为是非不同，章学诚论学倡导求其是，他说：“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夫子曰：俭，吾从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有时而异于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能。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于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65］为学不在标新立异而在于求其是，这里所讲的是不是个别人的是，而是天下的公是，也就是说天下人一般的是非标准，为了求是也可能相异于多数人，但也是值得的。他讲的是类似于真，可以引申为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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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诫学者治学要有识，说：“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66］这里的识指见识，学问文章等属于知，偏于知识的积累，识与思相联，通过思考、研究，体语达于道就是识，有了识则可持世。他继承发扬传统治学方法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67］史识和史意不完全属于知识，需要研究者的智慧、运思等来完成，所作《文史通义》体现了史识、史学、史法、史意诸方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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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汉学宋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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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所处的时代汉学中天，宋学式微，汉学家们以批判宋学为己任，其矛盾所向直指朱熹，也涉及朱陆异同问题。他作为史家对此做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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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意识到宋儒的缺陷，说：“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68］宋学功在讲求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其不足在于后起的理学在学问文章和经济事功之外独标道学，以道名学脱离经世致用，流于空谈性与天道的虚学。他又说：“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69］宋学短处在于忽视经济事功而流于空谈，基于宋学的这一弊端，乾嘉时期的儒家则不讲宋学而趋于考证一途，章氏对此不满，他在批评宋学的同时也批评当时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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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世朱陆之间的门户之争，他表示反对，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70］学术之间存在着异同是正常的，这正体现《周易》所讲的殊途同归，对学术的发展有益。朱陆异同也如此，而朱陆的弟子及后学相互攻击，指责对方学术的片面性，演成门户之争，甚至贯穿于理学发展的始终，这对儒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他又说：“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71］朱陆后学陷于门户之争是囿于纯学术圈子而不能自拔，儒学本包含史学，史学更重要的是经世，如《春秋》主张经世，关心人事，应跳出学术圈子放眼社会现实，争取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就不会有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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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朱熹与陆九渊学术之间做选择，他更赞同朱熹，认为今人反对朱子，并不了解朱子之学，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其后学“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而当时汉学诸家“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所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72］乾嘉汉学诸家推尊顾炎武、阎若璩等实证之风，不知此务实学风绍发于朱熹，也就是说从学理而言，汉学诸家之学实际上源于朱熹却又反对朱熹，在章氏看来，汉学家的做法真可谓数典忘祖，饮水不思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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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术是章学诚考察的重点，曾辟专篇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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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东学术的渊源流变，他写道：“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引者）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黎洲黄氏，出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73］浙东学派虽然源自朱熹，但更多的是推尊陆九渊，尤其是袁燮、袁肃、袁甫受陆学的影响。明代王守仁发展陆九渊之学，与朱熹相矛盾，晚明刘宗周发明王守仁，与朱熹不合，但并不反对朱子而是调和朱陆。入清以后，黄宗羲上承刘宗周，下开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之学，演至于全祖望等，虽然尊陆九渊、王守仁，但不悖朱子。只有毛奇龄攻击朱熹不遗余力，显然有些过分。在这里，他尤其是强调黄宗羲的历史地位：“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74］对于汉学家仅推尊顾炎武为清代儒学开山之祖提出疑义，以为与顾炎武同时的黄宗羲上宗王守仁、刘宗周，下开万氏兄弟，同样是清代儒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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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浙东学术的如下特色：第一，学术有宗旨，但不可争门户：“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75］与浙西之学宗朱熹，尚博雅有所不同，浙东学术的宗旨是尊陆王，尚专门之学。他又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76］如以上所说浙东学术源流不同，授受也不一，但不争门户的这一特点为章学诚所喜，因此极为推崇。在他看来，争门户属于陋儒，真正的儒家是不争门户的，但又是有宗旨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反映儒学流派的多样性，这里强调了儒学的兼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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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性命必究心于史学：“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77］讲经学、谈心性、尊德性是必要的，但必须与史学、人事、道问学联系起来。与顾炎武所谓的经学即理学、绾理学于经学之中最大的不同，浙东学术是把经学与史学打并归一，谈性命之学必须究心于史学，以史学贯通理学尤其是心学这正是黄宗羲所竭力主张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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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戴震儒学是章学诚学术批评的另一个重点，其原因是戴震在当时儒林影响巨大，且与他曾有过交往，但论学往往不合，他通过评论戴震反映其对汉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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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戴震的错误在于“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直为忘本耳。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返约，即是朱子之教。”［78］以考证等方法校正宋儒治经史出现的讹误无可厚非，但一概抹杀宋儒尤其是朱熹的贡献是错误的，朱熹所倡导的通经服古、由博返约等主张，对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诸儒产生影响，他们都接绪朱熹而来，甚至比汉代经师对他们的影响还要大。其实戴震之学也从以上诸公转来，但却痛斥朱学，可谓同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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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承认戴震的学问深见于古人大体，不愧为一代巨儒，但心术未醇，尤其是批评朱熹对当今学术不利，因此作《朱陆篇》力图加以矫正，说：“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79］在考据训诂上朱熹虽然有不及戴震之处，但戴震训诂考订等博雅之学实从朱熹道问学中转来，既然如此还反朱熹，在章氏看来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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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一些学者如朱筠、钱大昕推重戴震为一时巨擘，章学诚也有看法，认为他们“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80］。这些人对戴震的思想并不重视，如《原善》等，“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81］相反，章学诚对戴震的思想则给予正面肯定，说：“戴氏笔之与书，惟辟宋儒践履之言谬尔，其他说理之文，则多精深谨严，发前人所未发，何可诬也。”［82］反对戴震批宋儒，对其义理则给予肯定，认为具有创新意义，这是章学诚不同于汉学诸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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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反宋学是因为其无异于释老，章学诚认为，“当问其果类圣人君子否耳。”“必斤斤而摘其如何近释，如何以老，不知释老亦人，其间亦有不能与圣人尽异者。宋儒于同志中所见有歧，辄以释老相为诋毁，此正宋之病。”［83］释老方外也有与儒家相近之处，言外之意不能一概而论，宋儒的病处在于看见与自己相佐之见便以释老视之，予以诋毁，也就是说不论是非，只争门户，把内部不同意见视为异端，并冠以释老之名加以批判。这里不仅在批戴震，与此同时也指出宋儒的症结。引而申之，乾嘉的汉学家犯了跟宋学同样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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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说经不完全宗主郑玄之说，但在《与任幼植书》中又主张不应轻意背离郑玄，章学诚表示赞成，并进一步认为，“大约学者于古，未能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84］学古需要一个过程，在学成之前必须先墨守师说，以其为参照，学成后再会通群经及诸说，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前人的不足，然后才能超越并体悟古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郑玄之学，学习它是为了超过它。这实质上也是在批评汉学，汉学家以汉儒为宗旨，拘泥于汉儒经注，不把它当成通经的手段而当成目的，惟汉是好，不论是非，因此缺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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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经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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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以史通经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他提出的“六经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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