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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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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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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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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参见方东树《汉学商兑》，《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13—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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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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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章 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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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后期至嘉庆时期是清朝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点。朝廷腐败、世风日下、西力东渐等，使一代学人开始发出对儒学新形态及学说需求的呼唤，于是具有经世特点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尤其是其中的公羊学复兴，由庄存与首倡，中经刘逢禄、宋翔凤的播扬，后经魏源、龚自珍等人发展成一股经世思潮，遂成为嘉道时期的儒学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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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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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讨论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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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文经学复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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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汉学“如日中天”。随后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遂领袖儒学坛坫，这不是今文家们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历史客观的必然产物。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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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层面的原因。今文经学作为清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学理而言，它的兴起是由崇古善疑、汉学缺点、汉宋不能兼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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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崇古善疑的必然产物。清代儒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崇古善疑，学问似乎越古越好，对后来的学问颇感怀疑。既然尊古，那么就有更古的存在，既然善疑，曷不可疑其所信而别求新义？这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此推论来看清代儒学，清初诸儒对明季理学空疏不稽之风的针砭，使治学之风向敦厚朴实的方向转变，开始专心于古代经传注疏的发掘。顾炎武首倡“经学即理学”，力攻音韵训诂之学，阎若璩辨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胡渭疑宋《易》图书之说等等，动摇了汉以下经学的地位，于是把后继学者引向汉学，推尊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乾嘉时期的汉学正是在清初反思批判理学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1］乾嘉汉学肇兴之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2］，崇汉、以古为是被儒学界所认同。惠栋恪守“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信条，自戴震出，东汉训诂考据之学如日中天。在这一以古为是的学风之下，一些儒家从对魏晋以下经学产生怀疑推及到东汉古文经学。既然崇古，东汉古文经学晚于西汉今文经学，今文比古文更古，何不如尊信更古的西汉今文经学。如清末文廷式所说：“汉学重考证，考证之学则愈古而愈奥，故人惟搜旧，西汉之学盛而东汉之学顿衰。”［3］由考证趋于古学，这样他们便借崇古由东汉而上推西汉，进而提倡今文经学。这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崇古善疑学风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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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汉学自身的缺点。惠栋、戴震等复兴汉学功不可没，但其末流，英华既竭，枝叶是穷，义鲜宗极，语乏归宿，［4］如焦循所讥讽的那样，为“拾骨学”、“本子学”［5］。汉学诸家对于训诂虽然多有发明，但对名物所涉及的古代制度等仍然争论不休，而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汉学代替宋明理学兴起的重要原因是以为理学空疏，而自我标榜务实，现在却纷纭于名物制度而不可究诘，其实也是一种空疏，与理学家空谈心性区别不大。汉学家治《周易》摈弃“河图洛书”，却代之以“卦气爻辰”，这也非《周易》本身所固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诸如此者尚多，不足以服人。况且汉学诸家对于史学家如章学诚、理学家如方东树等人的批评，未能虚怀接纳，反躬自省，反而百般辩解，又以盛气凌人而自居，竭力争得儒家正统，于是在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汉学专制”的局面。既然汉学自身有这样诸多的缺点，又不知悔改，那么就大大地制约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最终沦为革命的对象，被异军突起的今文经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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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汉宋调和的困境。［6］汉学家自身也意识到汉学所出现的危机，他们力图通过调和汉宋之学来加以解决，但这非易事。钱大昕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7］充分意识到《春秋》中的褒善贬恶之义，但仍强调《春秋》重在直书其事，对《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极少发明。阮元虽然也有不少汉宋兼采之论，但对其子说：“余之学多在训诂，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贤儒自命，故《论仁》、《论性命古训》皆不过训诂而已。”［8］论义理也以训诂为标准，不离训诂半步。他所编纂的《清经解》收入的皆为汉学家著作，对于宋学家的著作则采取排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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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学家一样，一些宋学中人也调和汉宋之争，试图解决汉宋之间的对立，但不能摆脱宋学立场，翁方纲批评汉学“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他告诫弟子“勿循一时人之好尚”，像汉学那样“玩物丧志。”认为“义理至南宋而益加密用心，至南宋而益加深切”，“故考订之学必推南宋，虽朱子不专以考订名，而精义入微，所必衷之于此者也。”［9］矫挽汉学只重考据不论义理之是非诸流弊，强调义理离不开考订，但要以南宋尤其是朱熹的考订来折中，服膺理学。他又说：“所最要之药，则在于扶树宋儒程、朱传说，以衷汉、唐诸家精义，是所关于士习人心者甚巨。”［10］把以遵循程朱经传诸说来折中汉唐诸家精义当成治经的灵丹妙药，解决当时汉宋儒学之间的分歧，可见用心良苦。夏炘以汉学方法的阐释宋学，说：“程、朱之释经，虽不敢谓其字字句句尽得圣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大莫大于性道诸说，于性道诸说而不得，何以为程、朱？金溪、姚江之焰今时已息，而《孟子字义疏证》又复肆其诋毁。”［11］指出程朱解经在训诂考据方面的不足，但对他们阐释其中的性道则给予正面的肯定，不赞成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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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意识到由于立场不同而调和汉宋所遇到的困难，他说：“专守宋学者固非矣，专骛汉学者亦未为得也，至于通汉、宋之邮者又须细商之。盖汉、宋之学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以名物器数为案，而以义理断之，此汉、宋之可通者也。彼此各一是非，吾从而执其两，用其一，则慎之又慎矣。”［12］专守汉学或宋学皆有片面性，应该打通汉宋畛域，但实际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因为双方都有不可融通之处。从考据与义理相互关联角度看可以沟通，但彼此各有是非，考据或义理所得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应择善而从之。章学诚认为，宋学言道不言器，汉学寻章训诂，二者本来就不相合，“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13］不仅汉宋不同，就是宋学内部也有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庄子·天下篇》承认诸子百家的存在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们，章学诚引此旨在说明汉宋之间的不同，强调它们并存对儒学的发展与繁荣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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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朱一新在评论汉学与宋学时也注意到二者融通的艰难，说：“汉、宋诸儒大旨，固无不合，其节目不同处亦多，学者知其所以合，又当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碍必多，穿凿附会之说起矣”，“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14］汉学与宋学既有相合之处，也有不相合之处，这是事实，应给予承认，如果以事事求合，那么将会抹杀他们之间的不同，穿凿附会之说就会兴起。具体讲，汉学与宋学有相合在于考据与义理不可分，二者兼顾，但二者毕竟不同，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考据，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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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今文经学的优势也是其得以复兴的原因。既然宋汉融通存在着困境，那么就应该超越汉宋畛域，以孔子儒学为宗旨，焦循说：“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15］这是以孔子义理为衡量标准，宋学义理应当附合于孔子儒学。汪中之子汪喜孙说：“吾儒所读之书，皆周、孔之书；所传之学，皆周、孔之学，降为汉学、宋学，可乎？”［16］以孔子儒学为根本，汉学宋学都以阐扬孔子儒学为己任，不应局限于汉学与宋学尤其是争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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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儒学为宗旨求诸经真谛，当归于西汉今文经学。晚清朱一新说：“汉学家琐碎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17］汉学家趋于繁琐考据，排斥宋明理学，当时一些儒家认为求汉儒应以董仲舒为最精深，求诸经也应以《春秋》改制之说为最容易附会。由于学理的需要，久已失传的西汉今文经学开始重新走上儒学前沿，在今文经中阐释《春秋》的《公羊》最为系统，并经过董仲舒与何休的阐释，加上《春秋繁露》、《白虎通》等著作，应该说今文经最为完备，今文经的诸多优势，如学既古又新，从时间和义理上都能压倒以东汉古文经为特色的汉学，那么取而代之就再自然不过了。朱一新这一段话虽然是在评论晚清公羊学的大盛，但同样也适用于肇始乾嘉时期的今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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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层面的原因。今文经学的兴起除了学理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包括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等，都对今文经学的产生起了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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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内部环境。乾隆中叶以后，正当清高宗宣扬文治、侈谈武功之时，吏治败坏，官逼民反，民变大兴，清王朝业已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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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高宗作为太上皇病逝，清仁宗亲政。太上皇临终所交给仁宗的天下，已非昔日从其父祖手上承继的盛业，而是千疮百孔，衰象毕露，有如晚明动荡的乱局。仁宗亲政后数日即将和珅肃整制裁。他把握时机处理果断，本来可以成为挽救和改变衰颓政局的良好起点，然而其结果只是一场高层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特权和利益的火并。面对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现实，并非庸碌的仁宗却是束手无策。囿于“朕缵承统绪，夙夜勿遑，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18］。嘉庆二十五年（1820），仁宗去世，清宣宗继位，改元道光。即位后，有振兴国运的壮志与决心。宣宗正式发出“不得习尚浮华，以副朕敦本务实之意”，从此多次上谕都有“返本还淳”、“黜华崇俭”、“崇俭去奢”、“黜华崇实”、“敦本崇实”等反复出现。然而清朝的统治积弊已深，大势已去，已非个人主观意志和能力所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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