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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思想源流追溯到《公羊传》。［40］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解释《春秋》的有《左传》、《穀梁传》、《公羊传》这三传，前者属于古文经，后两者属于今文经。公羊学源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公羊传》据史料记载共有十一卷，作者公羊子，名高，为齐人，公羊高曾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公羊传》经过数代的口说流传，到汉景帝时由公羊寿、胡毋生写定成书。与胡毋生大约同时的董仲舒也精研《公羊传》，就承传讲为公羊寿的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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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重在孔子讲的义，由此衍生出如下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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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奉周王室。《春秋》记事首列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以下每年大体采用这一体例，以正朔表示对周天子的尊奉。《春秋》僖公八年载：“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公羊传》解释说：“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41］王人来自王室而地位低不称名，但比诸侯要高，因此排序应在诸侯之上，称“王人”以示对先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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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春秋》鲁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秋，王正月。”《公羊传》解释“王正月”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2］大一统表现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一基本原则上，这一原则仅限于民族问题上，试图把中原汉族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区别开来。但在具体的解释中注入了文化的色彩，如董仲舒说：“《春秋》之常辞，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43］这里君子意指诸夏，诸夏与夷狄之间的地位不是不变的，随着习俗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夷狄也可以变成诸夏。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也是大一统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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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是非褒贬。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44］如同样是大夫被杀，文辞不同所蕴含的褒贬是非不同。《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45］意思是说卫人杀州吁是因为他有罪。《春秋》僖公七年记载：“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46］这里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申侯，申侯可能无罪或杀非其罪。“称人”、“称国”不同，褒贬是非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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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异辞。《公羊传》提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如隐公元年《传》曰：“公子益都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7］桓公二年《传》曰：“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48］哀公十四年《传》曰：“《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49］这几段话提出的所见、所闻、所传闻就时间而言有一个递进关系，所见是亲眼所见，所闻并不是亲眼所见，二者已有时间先后，所传闻肯定是前代之事。三世异辞时代愈来愈远，说明修《春秋》以鲁国为参照，反映从隐公到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变化的历史，而且不同时段留下的史料不同，书写方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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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以待后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50］这里的“西狩获麟”预示着王者的出现，“受命之符”表征着取周而代之的新王将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孔子作《春秋》选择这一年为终结，其意义非凡，表明《春秋》有拨乱反正，为后世立法之义，已非普通史书所限。《公羊传》又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51］孔子作《春秋》旨在拨乱反正，期待着后世圣人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春秋》的政治意义大于历史价值，所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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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世卿。《公羊传》推护周天子的地位，当然对于大臣的僭越持批评态度。《公羊传》隐公三年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52］尹氏原本是大夫，《春秋》不称大夫或相应的官名，而书尹氏是贬低之意，因为他对周天子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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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复仇。《公羊传》庄公四年说：“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53］齐襄公八年伐纪，纪侯被迫离开国家，其原因是齐襄公九世祖哀公为纪侯所谮，被烹于周，齐襄公九世后复仇，灭掉纪国。灭国复仇并非个人之仇，而是国仇。作为诸侯国的国君齐襄公君国一体。这种复仇对维系宗法制度是必须的，尽管有些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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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羊传》解释《春秋》已经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叙事，而是寓微言大义于其中，其政治喻意非常深刻，《公羊传》独立成篇，已是一部政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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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传递《公羊传》并对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董仲舒与何休。董仲舒初步建了公羊学体系，何休则集其大成，确立了公羊学发展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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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初步提出了一整套公羊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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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春秋》的政治价值，强调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立法。董仲舒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超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54］孔子作《春秋》为的是安邦理民，端正上位，明辨百姓是非，引古筹今，为后来王者提供借鉴，因此统治者必须学习《春秋》。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故《春秋》受命而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55］《春秋》强调正、王、春三者，首先要正，然后才是王，春为天地开端，讲承天所为，实际上是端正王道，确立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大一统等都说明这一点。联系到汉代，董仲舒如此重视这一点也在于强调汉承周而来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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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56］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并与鲁国诸君前后相应。三世异辞是因为时代不同，文献记载详略不一，以及主观体验也不同，凡此影响着书法。这种三世异辞说为后来的何休张三世说提供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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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他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57］改朝换代必须有所标志，以示告别过去，对新王朝的认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使新朝合法化，更好的“一统于天下”。夏商周三代改制的标志是：夏正墨统，以建寅为岁首，色尚墨；汤受命而王，正白统，改国号为殷，以建丑为岁首，色尚白；周受命而王，正赤统，以建子为岁首，色尚赤。这就是所谓的通三统。国号不同，历法不同，服色不同象征着朝代的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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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刑相兼备。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58］“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喜怒当寒暑，威德当冬夏。”［59］“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终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60］《春秋》治理国家既要以德也要施威，如同自然界有寒暑冬夏一样，人主也有喜怒威德，掌握德威的权力。先秦儒家讲施政宽猛相济，董仲舒倡导德威并重，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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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和谴告之说。董仲舒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兹举几条：天也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执其道为万物主”［61］。“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异。”［62］“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63］孔子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质人情，又参考古今，讲天人相互感应，如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本来指人，在这里天也具有这些特质，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反之如此。有天人相互感应才有谴告之说，所谓谴告就是天在出现灾异之前有所预兆，希望使人知晓，改弦更张。董仲舒讲人伦政治等问题喜欢抬出天来，从天人合一角度阐释这些问题，无非是想要加强自己观点的合法性，由此也看出他的儒学杂糅阴阳五行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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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他说：“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正鲁，尚墨，绌夏，亲周，故宋。”“具存二王之后也。”“《春秋》曰：杞伯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作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64］周朝建立后对前朝旧邦并没有绝继，而是封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新王受命”封二代之后为王。孔子作《春秋》代表新王，以鲁为王因此称“王鲁”。“绌夏”是说夏离《春秋》新王较远，改称帝，周处于《春秋》新王之前较近，仍封其后人，即“亲周”，宋为殷之后受封，因其离新王远，称“故宋”。孔子的做法其实是为鲁国在诸侯国中争正统，董仲舒发挥《春秋》当新王之说也是为汉代争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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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何休是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使公羊学更系统化了，主要有下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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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何休把大一统理论化。《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休解释说：“变一为元。元气，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65］元为天地之始，春为一年的开端，以此象征着王者改元立号，《公羊传》强调元、春旨在说明天地统一于此，孔子作《春秋》突出新王的地位，是想建立绝对的王权，对臣民实施大一统的统治。他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66］。“大一统”的“统”字就是“始”字，天地之始即天地一统，新王受命于天，改制施教涉及天下，包括公侯、庶人，乃至于自然界万物都在其范围之内，其大一统的意义已超过人类，自然界也襄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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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九旨。徐彦疏云：“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67］科为段，旨为意，三科段有九种意思在里面。一科三旨是新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把通三统相联，体现因革的观念，新王是变革，但不忘旧邦，如封二代之后为王是其意。二科六旨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辞不同，因其时代不同，引申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时代不断发展前进，是阶段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三科九旨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有所区分，有文明与野蛮之意，以汉族为中心，讲求的是文化认同。何休在解释《公羊传》时充分发挥自己提出的“三科九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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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经学大家郑玄虽然力主古文经，但也兼采今文经，以此遍注群经，混淆了今古文经的界限，加之东晋元帝设立五经博士用古文经，今文经开始消沉，作为今文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羊传》不受重视，公羊学也随之衰落下去。《公羊传》在沉迹一千多年以后，到了元末学者赵汸那里重新被提起，所作《春秋属辞》阐释公羊家法，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赵汸是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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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汸公羊学的代表著为《春秋属辞》，他对《春秋》的看法是：“《春秋》截断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68］因此不满意《左传》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属辞》分别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变文以示其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特笔以正名、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共八篇，认可《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属辞比事”来推求《春秋》要义。他说：“自《左氏》不知有笔削之旨，为公羊学者遂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以为有贬无褒者，又有以为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者，有谓黜周王鲁者，有谓用夏变周者。其失在不知存策书大体之义而已。”［69］《左传》属于古文经，重在叙事，不知《春秋》笔削大义，于是公羊家解释《春秋》突显其微言大义。“策书”指君臣之间言经义、政治等方面的书，把《春秋》视为“策书”，这本身就体现了公羊家治《春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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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史记·孔子世家》论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正谓此也。”“而夫子于《春秋》独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亦以其假笔削以寓拨乱之权，事与删《诗》定《书》异也。自《左氏》不明此义，其徒者遂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公羊》、《穀梁》每设不书之问，盖其所承犹得学《春秋》之要，而无所考据，不能推见全经。”［70］继承公羊家视《春秋》为拨乱反治之书的这一宗旨，以为《春秋》有笔削，有书有不书，其中蕴含微言大义，《左传》的作者不懂《春秋》此义，把它当成史书，失去《春秋》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赵汸的公羊学突出了《春秋》作为政治著作的价值，把《春秋》与社会治乱因革联系起来，因此他上承西汉公羊学，下开清代公羊学，起了沟通二者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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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公羊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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