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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治公羊尤其表现为对微言大义的发挥，主要涉及建五始、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重申了公羊学所主张的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尊王攘夷、因革进化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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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五始，庄存与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中元春王正月这五者“建五始”，作为春天辞的第一项，重申何休所说：“政莫大于正。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27］政治主要在于正，此正即始，端也有始义，在天为元气，是天的开端，在政治上表现为最初就要端正君位、诸侯之位，以此来端正国家天下。“元春王正月”这五者并建，天地人合为一体，以正朝廷百官天下。这是说明君权神授、君臣名分不可更改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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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继体。继体者，继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体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28］王即周文王，为周朝始祖，始祖承天之命，即授命于天，这是强调周朝建立的合法性，周代诸王继承周文王是顺天承命，诸王承继大统不仅是延续周文王之嗣，同时也是顺天，后世帝王尊天与尊祖是一致的。这里贯穿着天人合一、宗法制度前后一贯的特点，宣扬君权神授，统治者具有最高不可动摇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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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无正，隐不自正（指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春秋》经文中无正月字样），国无以正也。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29］这种理解旨在说明天理、父王之命最尊，作为后继者的君主应该遵从，尤其是在王位的承传问题上，倘若以国相让示以兄弟之间的诚，那么循天理、承父命就不诚了，如隐公让位之例。君为国家的根本，既有君位也要有君心，名副其实，位正说明国家正，这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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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庄存与说：“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30］公羊释《春秋》王正月为大一统，其含义是如同天无二日一样，一国不存在着两个君主，大一统统一到哪？统一到君，举国上下一统于君王，百姓都是其子民，接受其统治。这同样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在这里，其大一统旨在说明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夏商周三代而言，当然从周，周天子是孔子作《春秋》时的新王，它继承了夏商二代，这与《春秋》推尊周朝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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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晋则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谨而致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31］强调周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天下统一于周天子，不允许有二国的存在。联系到当时的现实就是尊清廷，他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32］这是树立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绝对尊从不可有二心，实施君主专制。他又说：“大哉受命，钊我至圣，弗庸践于位，皇惟飨德，乃配天地。”“王者承天以抚万邦，为生民共主。”［33］君权神授强调天子承天之命，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众民绝对臣服，凡此都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把社会的稳定、祥和建立在君主独裁基础之上，显现是一种假象，其背后则充斥着专制主义所带来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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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指明《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大一统除了树立君主绝对权威之义以外，还有其地域性，也即所有疆域的统一。他引董仲舒所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记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己注释说：“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34］董仲舒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是为汉代帝王统一思想做论证，与他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并行，确立儒家在汉代的统治地位并以此来统一思想，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庄存与引此旨在说明《春秋》不在于叙事，而在于讲微言大义，是一部政论性的著作。庄存与所论大一统既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也包括地域层面，因此大一统具有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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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庄存与说：“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私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于日至。阴阳风雨之气，征于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于寅正。三正并行而不悖，尚矣。”［35］夏商周三代正朔不同，也就是指历法不同，另有服饰的颜色、礼乐不同，以此区别它们之间的改制。夏商周三代在制度上的革新通过历法、服饰、礼乐等方面表现出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它们之间前后存在着一个承继关系，这种承继关系如同《论语·为政》所讲的因革损益，这就是“通三统”。夏商周三代之间相互因革损益表现了它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又是君权神授，有合法性，前后承继，一以贯之。这不仅是对前代的继承，以此之道也可预见后来的发展，通三统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说明政治上既有变革又有延续，既继承历史也要立足当代，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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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庄存与说：“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36］根据鲁哀公来记录鲁隐公时之事，由于时代远近不同，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愈来愈远，文献详略也不一，《春秋》笔法即所表达的方法不同。《春秋》所昭示的是拨乱启治，表现为渐进于升平之世、达于太平之世的过程。具体而言，这段话包含《公羊传》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时代不同，书法也不同，对于较远者因缺乏资料而略书，对于较近者则通过隐晦的笔法窥见大义。其二初步意识到“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此来解释《春秋》，表现以融合达于社会进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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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灾异，《春秋》有所谓“无事而书”，如庄公五年书曰“春王正月”，桓公九年书曰“夏四月”，隐公六年书曰“秋七月”，桓公元年书曰“冬十月”。这便是无史事记载仍然采取记四时的书法。公羊子解释“《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何休解释“明王者当奉顺四时之正也”。庄氏汇集诸家说法，说：“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圣贤，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37］讲四时即阴阳变化之义，阴阳为王事的根本，万物的生命，古代圣贤给予充分的重视，不书事而书四时，体现了君权神授的理念，君主必然效法天地来执政，这里发挥了天人感应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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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陈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极也。”“且夫皇极所以立，命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敬有阙，尔皇之不极，非不克建而已，乃荡然大坏，逆天道甚也。”“事天如事亲，父母怒之，必诚求其所以然，多方拟议之，既得之而后已，此之谓修省。怒而不知惧，顽也；惧而不知救，慢也；救而不察类，舛也；不当而不问其人，傲也。顽则绝之，慢则疏之，舛则谪之，傲则厌之。”［38］天地有五行，以明天道，重皇极，人必须事天，对天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即所谓的“敬事”，如果不敬事，逆天道而行，那么可能会遭到天道的惩罚。天人相感，事天如事亲一样，对天要尊重，不可怠慢，避免顽、慢、舛、傲等行为，天人相感才有阴阳灾异并影响到人类，这是通过迷信的方式告诫人们如何顺天尊奉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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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发挥建五始、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微言大义旨在强调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僭越事件不断发生，面对这种情况，他给予评论说：“诸侯无伯，亦《春秋》之所恶也。则其不主晋何？曰：诸侯之无伯也，晋哀公始为之也，不主晋于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辞，实与而文不与也。”［39］维护周天子的至高无上权威，但也看到诸侯的崛起，如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实与”是承认他们尊王攘夷，能够抵御四夷，维持诸侯国乃至于周天下稳定的事实。“文不与”是不能公开的称道这以伯代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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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齐桓自是为诸侯正也。”“齐主命则其言同盟何？夺其为正之辞也。”“曷为夺之？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主诸侯命也。”“盖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且见为当然，而相率以安之矣。”［40］礼乐征伐应由天子发出，名正言顺，不能由诸侯发出，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纯属不得已，这说明周天子地位的衰弱，也反衬着诸侯的骄横。他又说：“乱天下之大防者晋也，诸侯以晋为正，实以力为正，自时厥后，苟有力其从之，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其机在此，此谓大恶。”［41］晋为当时的大国，肯定晋文公的霸业，但他的霸业影响到周天子的权威，而且尚力不尚德，不可取，“享其利者为有德”，如果以霸业取代周王自谓是有德之人，则应属于“大恶”。在西汉，因为是新兴统治者代替了旧的世族，“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42］。道德规范又不是不变的，谁是主人谁就是道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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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讥世卿”评价说：“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哀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43］世卿也称世袭的贵族，讥讽他们在于其行为不符合礼，世卿与天下治乱、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圣人探明忧患原因，讥讽世卿是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恪守君臣尊卑之等。《春秋》之所以讥讽世卿是因为他们不断僭越，威胁到天子的地位与权力，同时也反衬周室的衰微。这里也提到尊贤，希望为卿者皆贤，贤卿可以辅助君主安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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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强调周天子的至尊地位，也在于维护业已衰弱的清王朝，乾隆中后期，清廷开始走向没落，他想借公羊学说为清廷维持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从历史来看，这种愿望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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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的公羊学在乾隆汉学考据如日中天之时不是主流，阮元评道：“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44］魏源称：“崒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釽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45］庄氏自己也“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46］。得不到当时主流学风的承认，因此影响甚微，到了嘉道时期其地位影响逐渐扩大。庄存与之学中经庄述祖、孔广森，［47］尤其是刘逢禄、宋翔凤，以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播扬，遂演成公羊学派，一时间成为儒学的主流，一直影响到晚清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庄存与作为清代公羊学开山鼻祖的地位不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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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孔广森的另类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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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又号撝约，山东曲阜人。他治经宗《春秋》公羊学，也是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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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是孔子六十八代孙。其祖孔传铎袭封衍圣公。其父孔继汾为户部主事，名声显赫一方。孔广森少时从学于戴震，治三《礼》、《公羊春秋》，能作篆、隶书，入能品，尤工于骈体文，汪中、孙星衍十分赞赏他。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年仅十七岁，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三十六年（1771）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官授检讨。他成进士时，庄存与是当年会试的副主考。后来，孔广森进入庶吉士馆，庄存与也在馆中任教习。因此，他们两人不仅有座主与门生之谊，而且也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年少入官，翩翩华胄，文人、达官显贵争相与之交往，但他淡于世情，生性喜欢读书，“裹足不与要人通谒”［48］，后辞官归里不再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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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期间，他心慕郑玄，筑“仪郑堂”，“杜门却扫，循陔著书”。［49］主要开始写作《春秋公羊通义》。他治《公羊》可谓祖述家学，同时也受清代公羊学的首创者庄存与的影响。他在写《春秋公羊通义》过程中，参考了庄存与的公羊学，他们治《公羊》的脉络大体相同，都推崇元末明初经学家赵汸所著的《春秋属辞》。在总结《公羊》义例以后，孔广森说：“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赵）一人哉。”［50］在该书卷六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一条中采纳庄存与说经，指出：“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麇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绝诸夏。”又“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自谓：“广森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51］四十八年（1783），他写成《春秋公羊通义》一书，全面阐释了公羊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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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祖母、父亲因病相继去世，对孔广森打击甚大，此后一病不起。临终前对其弟孔广廉说：“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52］表明《春秋公羊通义》为他一生最得意之作。正是此书确立了他作为常州今文经学大师的地位。由于孔广森过世早，许多书稿未能付梓，其弟孔广廉为他遗著的刊行尽力不少。孔广森的其他著作还有《诗声类》、《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等，均收入《顨轩孔氏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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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以《春秋公羊通义》略谈一下他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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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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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对《春秋》称经有自己的理解，说：“《春秋》虽鲁史旧名，圣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阳中，万物以生，秋者阴中，万物以成。善以春赏，恶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经。”［53］《春秋》虽然是记载春秋时鲁国的历史，但有新意在里面，春表示万物的出生，秋表示万物的成长，又喻指春赏秋刑，包括因革损益善恶赏罚等微言大义，因此才称之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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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释《春秋》的《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他原则上兼收并蓄，如说：“况乃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而畸尚偏诋也。虽然，古之通经者首重师法，三传要各有得失，学者守一传即笃信一传，斤斤罔敢废坠，其失者犹日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证明，诚可以俟圣人复起而不惑，倘将参而从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智识之所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者万分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54］《春秋》三传的作者大都生活在战国后期，就其学术渊源而言皆为孔子后学，学者应平等加以对待。对于《公羊传》、《左传》、《穀梁传》这三传各有的偏重得失，学者不要因其得而完全笃信，也不要因有失而一概抛弃，要慎重对待其得失之处，参伍权衡，择善而从之，对《春秋》三传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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