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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强调《春秋》的重要性，他发挥孔子的话说：“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79］“故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80］有志于治《春秋》，是因为圣人之道详备于五经，而治五经必须从《春秋》开始，一言而蔽之，《春秋》是打通五经的钥匙，突出《春秋》在五经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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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史书，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如他所说：“《春秋》说曰：孔子作《春秋》，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盖鲁史记之文本，录内而略外，圣人取百二十国宝书而损益之，其大致则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非述鲁也。鲁史记之例，常事不能不悉书备载，《春秋》尽削之，其存十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讥，为万世法。故曰：非记事之书也。”“呜呼！陆淳、赵匡之流，以不知而作，开非圣之罪，而显隐经权之义，且千有余年莫有讲明而切究之也，惜哉！”［81］孔子据鲁史记载而作《春秋》，所采用的是鲁史记载之例，只阐述不创作，实质上是借此阐述周文王的微言大义，或者说是以史料说明尊周室、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提供拨乱反治的理论依据，因此说《春秋》并不是记事之书。刘氏对后儒误读《春秋》大义持批评态度。他又说：“《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82］如同六书的假借，《诗经》的断章取义一样，《春秋》是借鉴鲁史的材料阐释圣人的微言大义，以史料为我所用，阐述拨乱反治之道，为后代圣王治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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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三传，刘逢禄也有以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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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左传》为良史，说：“东汉之季，古文盛行，《左氏》虽未列学官”，而并列经传已经很久，“《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83］东汉古文始兴，《左传》作为古文虽然未被列入学官，但也不废，因为它很好地记叙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即所谓的“良史之材”，可以与《春秋》单独并行，因此反对以《左传》附会《春秋》，认为这是夺公羊师法，实质上也是贬低《左传》的历史价值。也就是说以《左传》附会《春秋》甚至取代《公羊传》的地位，与其说是抬高它，不如说是贬低它，《左传》的意义在于记事，作为史学著作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一样，其价值不容低估。刘逢禄也治《左传》，梁章钜说他有“古心朴学”［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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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三传中，钱大昕认为，《左传》胜于《公羊传》，刘逢禄对此写道：“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乃《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无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词，以为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累见之义。如第以事求《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何谓游、夏之莫赞也？如第执一例以绳《春秋》，则且不如画一之良史，何必非断烂之朝报也？”［85］就记述事件的详细而言，不仅《公羊传》不敌《左传》，即使是《春秋》也不及《左传》。《左传》详于事实的记载，而《春秋》则不同，是“重义不重事”，“有例无达例”，也就是说有一套义理、法则在里面，所谓不书多于所书，隐含着丰富的内容，达例即通例，《春秋》之例体现了一种灵活变通的法则。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春秋》，其收获并不大，不过是王安石所说的“断烂朝报”。如把它当成微言大义之书，那么其奥旨对于经世致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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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春秋》之有《公羊》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穀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出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汉书》言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故而得之。”［86］《公羊传》不同于《左传》与《穀梁传》，《春秋》借事论理，所制定的诸义法包含着圣人的刺讽、谴责、褒贬、隐讳、抑制、损益等，这些微言大义只有公羊家才能读懂。“属词比事”指《春秋》之教，属辞为连属其辞，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比事，比次列国之事而书之。本指连缀文辞，排列史事，后用以泛称撰文记事。如果失去公羊家阐释的微言大义，那么《春秋》就变成了简单的史实记述，就这一点来说它反不如《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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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断言《公羊传》继承《春秋》，其原因是《公羊传》在汉代有个传递系统，他说：“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毋子都等记于竹帛。其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故其对武帝曰：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之，弗使复进。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87］《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传承《春秋》各有不同，但以《公羊传》为正宗，这是因为西汉有《公羊传》的承传系统，其中以胡毋生、董仲舒为主。汉武帝听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大兴，今文经一支独秀，朝廷立今文十四博士，尊《春秋》尤其推崇《公羊传》解释《春秋》，公羊学讲微言大义并期以实践，体现经术与吏治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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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温城董君、齐胡毋生及任城何郡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几乎息矣！穀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灾变之说，进退予夺之法，多有出入，固无足怪。玩经文，存典礼，足为公羊拾遗补缺，十不得二三焉。其辞同又不推其类焉者，又何足算也！”［88］汉时《论语》有《齐论》、《鲁论》、《古论》三种版本，前二者为今文，后者为古文，这里讲的《鲁论》属今文，因此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孔子弟子子夏是《春秋》公羊学的鼻祖，史传公羊高为子夏的弟子，其口传五世到公羊寿才有《公羊传》之作，又有胡毋生、董仲舒的努力，公羊学才得以光大。至于《穀梁传》的创始者穀梁赤也传《春秋》，但不讲《公羊传》所谓的“建五始、通三统、异内外诸”大义，只讲“日月之例，灾变之说，时退予夺之法”，并不得《春秋》要领。《穀梁传》虽属今文，刘氏对它评价不高。相比较，《公羊传》更符合《春秋》，揭示其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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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春秋》宗公羊尤其表现为对何休之说的崇拜，他说：“先汉以《公羊》断天下之疑，而专门学者，自赵董生、齐胡毋生而下不少概见。何氏生东汉之季，独能隐括两家，使就绳墨，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惜其说未究于世，故竟其馀绪，为成学治经者正焉。”［89］公羊学在汉代的承传，除公羊寿之外，西汉董仲舒、胡毋生功不可没，东汉何休集其大成，确立了公羊学的理论体系，准确把握《春秋》微言大义，但其说在历史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刘氏治公羊学宗何氏义，重新发扬何氏公羊学，正是经过刘氏的努力，何休对清代公羊学才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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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对孔广森的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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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推崇何休的公羊学，对《公羊传》“时月日”总结写道：“昔子思之赞《春秋》也，曰：上律天时。”“故天不言，以三光四时为言，视言相万也。圣人不辨，以时、月、日为辨，视辨相万也。详略之理嫌疑，偏反之以制新义。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以礼乐相示，而感之者意变色动；《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日月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故曰先王经世之志，圣人议而勿辨，其言弥微，其旨弥显，使人属辞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学矣。不善学者，或欲屠其赘而悉致之，或不得其说而胶执之。”［90］《春秋》讲天人感应，借鉴天时，采用记时、记月、记日诸书法，都包蕴深刻的内涵，其详略显微需要用心体会，反映先王经世致用的志向。自谓《穀梁传》、《左传》及晋以后治《春秋》的学者皆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点，崔子方《本列》、赵汸《属辞》更加如此。刘氏对不符合何休公羊学的观点采取批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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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治公羊学反对何休的解释，刘逢禄作《春秋论》下篇主要是针对孔氏另类公羊学而发。他说：“清兴百有余年，而曲阜孔先生广森始以《公羊春秋》为家法，于以廓清诸儒据赴告、据《左氏》、据《周官》之积蔀，箴砭众说无日月、无名字、无褒贬之陈羹，讵不谓素王之哲孙、麟经之绝学？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穀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推其意不过以据鲁新周故宋之文疑为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凿空。”［91］孔广森反对何休的“三科九旨”，指出自己的“三科九旨”，即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包括时月日，王法包括讥贬绝，人情包括尊亲贤。刘逢禄表示反对，以为这是把《公羊传》与《穀梁传》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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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同意孔广森所谓的何休三科九旨属于主观臆断，而是认为有所本，如说：“又其意以为三科之义，不见于传文，止出何氏《解诂》，疑非《公羊》本义。无论元年、文王、成周、宣谢、杞子、滕侯之明文，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母生条例，又有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自序》、《孔子世家》，皆《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特非何氏臆造，亦非董、胡特创也。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92］孔广森之所以否定何氏的“三科九旨”，其原因是不见于《公羊传》，只是何休自己的发明。但刘逢禄反驳道，何休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三科九旨之义为孔门后学的遗说，《孔子世家》、《史记自序》、《春秋繁露》，以及胡毋生等一以贯之，这是把三科九旨之义溯源于孔子后学，推尊何休就是继承孔子后学，何休所传的公羊学为《春秋》的正统。把三科九旨当成《公羊传》乃至于《春秋》的根本，提到如此高度，可见其对何休服膺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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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且孔君之书，辟《春秋》当新王之名，而未尝废其实也。其言曰：《春秋》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国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邪？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娄仪父，贱谷、邓而贵盛、郜，非天子之黜陟邪？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内重本邪？辟王鲁之名而用王鲁之实，吾未见其不倍上也。”［93］孔广森名义上反对何休公羊学的三科九旨，但实际上也没有摆脱它，即排其辞而非排其意，但名是说明实的，反其名必然涉及实，孔广森的“辟王鲁之名而用王鲁之实”，实质上是倍（悖）上的，即与正统公羊学相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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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何氏公羊学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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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公羊学的最大特色是张扬何休的公羊学。何休提出的公羊大义，他都给予阐发，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羊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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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世。《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和哀公十四年三次明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刘逢禄说：《春秋》“故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94］公羊家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诸侯王分为三世，包括有见、有闻、有传闻，它们之间因时代不同记述也不同，包括辨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说明文明的进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又说：“张三国以治百世，圣人忧患之心，亦有乐乎此也。”［95］把张三世看得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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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把《春秋》与其他经书相比较，进一步说《春秋》张三世的特点。他说：“以先公之教系之召公，著王道之始基，而驺虞为之应；以文王之风系之周公，著王道之太平，而麟趾为之应。”驺虞与麟趾出自《诗经》中《驺虞》和《麟之趾》篇，驺虞为不食生物之兽，麟为祥瑞之兽，这里象征着文王、周公斋心仁厚，孔子删《诗》把这两篇分别列于《召南》、《周南》终篇，说明先王开辟的王道继续承传延续下去。孔子作《春秋》通过追述前事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至于西土亡、王迹熄，鸣鸟不闻，河图不出，天乃以麟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愀然以身任万世之权，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万世之治。且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96］孔子看到周朝衰落的事实，但同时也对未来充满了期盼，作《春秋》明王法是提供经验教训，为后世制法。所谓麟即祥瑞的出现，预示着后继者能秉承《春秋》大义，开出万世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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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易》之六爻，夏时之三正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阴一阳，乾变坤化，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终于《未济》，志商亡也。《诗》、《书》一正一变，极于周亡，而一终《秦誓》，一终《商颂》，《秦誓》伤周之不可复也，《商颂》示周之可兴也。夏时察大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德化至于鸣隼，而推原终始之运，本其兴曰：正月启蛰；戒其亡曰：十有二阴陨麋角。《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尊亲至于凡有血气，而推原终始之运，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著其成曰：西狩获麟。故曰：治不可恃，鸣隼犹获麟也，而商正于是乎建矣。乱不可久，孛于东方，螽于十二月，灾于戒社，京师于吴楚犹《匪风》、《下泉》也，而夏正于是建矣。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以此见天地之心也！”［97］把《春秋》三科与《周易》、《诗经》、《尚书》三部经书进行比较，《易》以阴阳变化始于乾坤，终于《未济》，《诗》以正变极于周亡，《书》尤其是《周书》叙述周代兴亡。《春秋》讲衰乱、升平、太平三世，也是《周易》所讲的“原始要终”之意，即追述始终变化的原因及轨迹。公羊家所讲“元年春王正月”即建五始喻指王即位之初，新朝始建，“西狩获麟”所谓祥瑞出现象征着文武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希望后世为王者接续发扬。朝代的兴衰与更替有其自身的法则，《周易》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充分地阐释了这一点，这也体现了天地本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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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刘逢禄说：“昔者颜子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终之曰：乐则韶舞。盖以王者必通三统，而治道乃无偏而不举之处。自后儒言之，则曰法后王。自圣人言之，则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文而用忠；文质必再而复，故《春秋》变文而从质。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而韶乐作焉。则始元终麟之道，举而措之，万世无难矣。”［98］用夏时，乘商辂，服周冤，韶相传为舜所作乐曲名，凡此都是古代圣贤的遗物，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时历、乘舆、服饰就是通三统，这里包蕴着三代的治国理念，治道由此开出中正和谐。三代之道不同表现为正朔、服色、礼制和治国措施等方面的差异，而且有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春秋》对其应有所损益，有所继承，当然也要有所创新，如重建正朔、服色、礼制，这反映了新朝区别旧朝的特点。通三统既考虑到继承或延续，同时也注意到创新，循环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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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通三统说明《周易》，说：“三王之道若循环，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然后圣人之道与天地相终始。”［99］“穷则变，变则通”是《周易》循环变化的主旨，“因革损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袭”。［100］但不是杂乱无章地变，所谓穷则变，变必反其本，即万变不离其宗。通三统即三王之道循环不已，这主要反映了“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的现实。他又说：“明《春秋》然后可与言《易》。《易》观会通以行典礼，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礼，而示人以权。经世之志，非二圣其孰能明之？”［101］《周易》主讲变通之理，《春秋》通三统也讲变，与《周易》一致，如果说二者有区别，那么《春秋》更重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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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以通三统解释《诗》说：“《诗》之言三正者多矣，而尤莫著于三颂。夫子既降王为风”，“后言商、周之既亡，终之以三颂，非新周、故宋、以鲁颂当夏而为新王之明征乎？夫既以鲁颂当新王，而次之周之后，复以商颂次鲁，而明继夏者殷，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乎？”［102］以《诗》三正说明《春秋》，所谓三正即建子、建丑、建寅，三颂即《诗经》中的《周颂》、《商颂》、《鲁颂》，其中《周颂》的时间最早，是西周初年的诗，《鲁颂》、《商颂》是东迁以后的诗。《鲁颂》当新王在《周颂》之后，《商颂》又在《鲁颂》之后，这实际上是返回周承商，商承夏的历史模式，夏商周三代帝王之道一以贯之，与《春秋》所谓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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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他宣扬王鲁，说：“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具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圣人在位如日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烝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春秋是也，故曰：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103］王鲁指《春秋》当新王，这是说继承周朝的是孔子，孔子受命作《春秋》并非只发空论，而是借事说理，所谓“引史记而加王心”。孟子讲《春秋》记天子之事是以理寓事，为新王制定法治，以待新王。之所以称鲁是对鲁国充满期望，周礼在鲁矣，鲁国为周公封地，周室嫡传，承载着周朝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孔子为鲁国人，谙熟夏商周三代的体制与文献，终其一生为周代的重建而努力，可以说他肩负承传文化的历史使命，作《春秋》上绍诸圣之道下开百世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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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鲁相关，刘逢禄讨论从周、继周。他释《论语·八佾》“吾从周”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如循环也。故王者必通三统。周监夏、殷，而变殷之质，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所谓从周也。”［104］夏商周三代建子、建丑、建寅三种历法更迭，服饰、礼制等也不相同，表现为一个前进的过程，但也有继承，孔子作《春秋》遵从周朝是因其对夏商二代有借鉴也有改造。他又释《论语·为政》“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认为，继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孔子）寓王法于鲁，黜杞、故宋，因周礼而损益之，以治百世也。”［105］孔子作《春秋》是想发扬周代，因为周代承载了夏商二代的历史记忆，但并非完全接收，而是有所损益，改革晚周出现的流弊，继承夏商的忠厚与质朴。继周的任务落在鲁国身上，因为鲁国是诸侯中最能体现周公制礼作乐的，因此从周与王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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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也涉及诸夏与夷狄的关系，他说：“余览《春秋》进黜吴楚之末，未尝不叹圣人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圣人序东周之《书》，唯存《文侯之命》及《秦誓》，革其盛衰大旨。其于删《诗》，则列秦于《风》。序《蒹葭》曰：未能用周礼。序《终南》曰：能取周地。然则代周而改周法者，断自秦始，何其辞之博深切明也。”［106］《春秋》进黜吴楚及对秦的评论体现圣人对夷狄与诸夏关系的一种关注。《尚书》中《周书》以《文侯之命》和《秦誓》为终编，喻指因革盛衰之旨，删《诗》列秦风说明取代周的是秦，这似乎与汉代公羊家讲代周者为汉不一致，也不符合孔子代周而兴。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夷狄和诸夏的地位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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