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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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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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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儒学肇始于孔子，孔子之后的儒学一分为二，孟子和荀子为其代表，前者强调仁、传道，后者重视礼、传经，后来演变成汉学与宋学两大系统。相对地说，汉学大体遵循荀子的路子，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诸朝变化不大；宋学则发展孟子的遗绪，引领元明二代。清代儒学则孟子和荀子结合、传经与传道并存、汉学与宋学兼采，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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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上看，清代儒学史不啻中国儒学史的一个缩影，反过来也可以说一部中国儒学史是清代儒学史的放大。有清一代，古代儒学的诸种学说与形态都得到了回归、再现，宋明理学延续下来，作为先秦诸子学的儒学、两汉经学等得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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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儒学承明代而来，仍以理学为主，但其间有一个由王学返回朱子学的过程。入清以后的一段时间，王学仍领袖坛坫，不过已经与明末王学有所不同，这时的王学对王守仁及学派不是一味地恭维，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即反思批评王学发展衍生出的诸种流弊，吸取王学的精华，也借鉴朱熹，大体走会合朱熹和王守仁之路。由于当时一些朱子学者把明亡归结为明末王学的空谈，力倡朱子学并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使朱子学出现了由民间向官方转化的趋势，并代替王学成为理学中的主流。民间朱子学以明遗朱子学为代表，而官方朱子学主要指儒臣朱子学。就学理而言，他们虽然以朱子为圭臬，都尚躬行、务实，但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其用心也有所不同。明遗朱子学反思明亡教训，不仕清廷，儒臣朱子学则不遗余力使其变成官方之学，朱子学成了为新朝服务的意识形态。从总体而言，清初，理学有一个由王学转向朱子学的趋势，但其中也不乏特立独行者，那就是王夫之。他在反王学过程中并没有转向朱子学，而是回归张载，一生为阐扬张载之学而不懈努力，这在清初理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伴随着理学的发展，反理学也开始出现，它们抛弃了理学末流的空疏，开始关心实证、经世，使得儒学愈来愈趋向于务实。当时反理学往往与务实学风相联，其发展表现为三种偏向，一是经学在沉寂千余年之后开始重返历史舞台，二是围绕经学研究而重新发皇的训诂考据学，三是对虚理的批评导致经世之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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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初见端倪的经学到了乾隆时期，因社会政治及编纂《四库全书》等原因内外互动大兴。这时的经学也称汉学，之所以称之为汉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儒学各领域大都笼罩在东汉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之下，在中国儒学史上形成了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汉学。因它大兴于乾隆并延伸到嘉庆时期，可称其为乾嘉汉学（简称汉学），又因其以朴实考经证史为特征，也称考据学或朴学。论及清代汉学，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些学者，以及后来的现代新儒家大体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思想，只重训诂考据，而对义理无所贡献，从事实出发，这种观点显然有些片面。汉学家虽然以训诂考据而见长，但也有自己的义理学，只不过他们的义理学是以训诂考据为基础的，试图构建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学，正是这一点反映了他们承接孔门传经与传道相结合的治学宗旨。乾嘉汉学的主攻方向是经学，但一些汉学中人不局限于经学，其重心由经学返向史学，以史解经，提出经史平等、六经皆史等主张，开启儒学发展的新气象。汉学虽然有自己的贡献，但也存在着流弊，主要是一味地求古，汉学家自身也多有反思，但真正对汉学提出批评与挑战来自外部，这里主要指不绝如缕的理学，以及比汉学更古老的今文经学，尤其是后者的出现，从学理而言，预示着汉学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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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后期至嘉庆时期是清朝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点。在朝廷腐败、世风日下、西力东渐等交互作用下，汉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代学人开始发出对儒学新形态及学说追求的呼唤，于是比汉学更古老、具有经世特点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尤其是其中的公羊学复兴。清代的公羊学由庄存与首倡，中经刘逢禄、宋翔凤播扬，后经魏源、龚自珍等人通经致用、假经议政，发展成为一股经世思潮，遂成为嘉道时期的儒学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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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为先秦诸子学的儒学在清初不绝如缕，到了中期也开始复兴，从而把儒家古学推向极致。以复古开新来概括清代儒学的演进，一点也不为过，这种演进似乎遵循着时间愈前（清初），复古愈近（理学），时间愈后（清代中期），复古愈远（汉学包括东汉古文经学和西汉今文经学）的学术逻辑，可以说清代儒学以复古开新的模式完成了集传统儒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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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而言，清代儒学通过对宋明理学的修正与批评，在哲学、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等领域提出一些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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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哲学而言，清儒的自然观建立在批判改造明末王学基础上。他们接续宋明儒，探讨了理气、理事、道器、名实、形神等问题，并以气、事、器、实、形为主轴，把理气、理事、道器、名实、形神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提出气的一元论、理在事中、道不离器、名必符实、神不离形等观点，建构以气或事或器为特色的自然观。与宋明儒相比，清儒比较重视客观实际，对自然界的理解与诠释趋于具体务实。在方法论上，清儒反对离开考据训诂而空发议论，注重从考据引出义理，强调文献与思想的结合，从文字出发检讨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在认识论上，清儒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强调学以致用，尤重实践。他们既重视实践在获得认识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实践是检验人们认知是否正确的标准，这不仅建立重感性经验、重实践的认识论，而且也倡导重习行、尚事功的务实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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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道德方面，清儒对宋明儒中一股道德清谈之风予以批判的同时，也对道德真伪、道德立身、道德平等、道德日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们虽然在道德观上各有侧重，但都把道德与社会风俗、政治等联系起来，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清儒的理欲观建立在批判宋明理学末流理欲割裂的禁欲主义基础上，他们充分阐述了理欲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把理欲与情理相互结合起来，张扬了个性解放精神。具体而言，他们讨论理欲、情理都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批判由于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误解而衍生出的禁欲主义，倡导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特别是批判“旧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具有进步意义。清儒人性论的特点在于坚持“气一元论”前提下来谈人性问题，批判一些宋儒“分性为二”，即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绝对对立起来的作法，尤其是发挥了性一元的人性论，肯定性与善的统一并注入了情，从多重角度对人性进行深刻地阐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和道德自觉性，把人性论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峰。清儒在义利观上反对传统的道德至上主义，尤其是宋明理学所主导的道德至上论，指出追求利益的合理性，重视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强调利的重要性，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应该说，清儒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对其自身诸流弊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后儒曲解而由此演成出虚伪伦理道德的一种批判，或者说是对宋明以来伦理异化而产生出种种社会陋习的批判，更是对清廷把程朱理学当成意识形态即官方化、教条化的一种批判。其批判虽然不乏有对程朱等思想的误解，但清儒在批判基础上所阐发倡导的观点与主张仍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应该予以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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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清儒对秦汉以来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试图重建君臣互为朋友的新型关系，在制度层面上，突显了学校等作为政治纳谏机构的作用。在论及封建与郡县时，他们认为单纯地封建制与郡县制都不完善，应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关键在于根据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定制相应制度。在法治与人治关系上，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人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为建立法治而努力。他们注重社会下层的建设，认为保天下人人有责，如果不使道德沦丧、社会崩溃，就必须注重社会风俗，提出了改造社会风俗的措施。他们也重视养民、保民、亲民，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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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总特征是从形而上慢慢地落实到形而下，由抽象思维向日用伦常转进。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思想中思辨的成分愈来愈淡，务实的色彩愈来愈浓，政治意义上的批判反思宋明理学尤其是明末王学、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逐渐为新朝正面的服务、建设所取代。一句话，思想变得更加实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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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这里主要指汉学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一言以蔽之，学术上博大有余，思想上精深不足，尤其是在思想上对宋明儒存有误解。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宋明儒讲义理不讲考据，其二是宋明儒学杂于佛老方外。其实宋明儒讲义理也讲训诂考据，只是他们认为从训诂考据不能自然而然地引出义理，其中间要有个思考过程，汉学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考据与义理本来就是相互统一的，两者之争不过是各有偏重，宋明儒只是偏重义理而已。另外，汉学家不懂得宋明儒在当时所遇到的佛老的挑战，吸取佛老，并与之相抗衡，是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进一步说宋明儒所讲的道德形而上学在儒家经典中也有其内在的依据，只不过把它们加以深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由于汉学家为褊狭心态所束缚，不可能把古代儒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当然就不可能注意到儒学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时代特色，以及所遇到的不同问题，而一味地以原始儒学作为评判标准，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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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代儒学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我们对他们的积极方面应予以肯定。清儒治学遵循客观求是、务实求真的原则，重视学术思想批评，倡导个性解放，高扬主体精神，把古代儒学推向了一个新起点，对近代儒学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其历史地位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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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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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天，李中华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参加由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国儒学史》（为“儒藏”工程之一）项目，具体承担清代卷的撰写工作。我当时心里很矛盾，既有所顾虑，也很想参加。所顾虑的是这个项目已经进行几年了，其他作者早已动笔，而我如果参加则是最晚者，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怕完不成，耽误全书的进度。想参加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有所准备，用陈来先生的话说是轻车熟路。经过权衡，我还是选择参加，想通过撰写此书把我对清代儒学的一些看法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我抛开其他项目，专心致志投入此书的撰写，终于在2009年初完成初稿，2010年初完成修订稿。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与李中华老师、陈来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与此同时又得到汤一介先生暨出版社的认可，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对此谨向他们表示敬意。另外，牟坚博士通读全书，童祁责编辛勤编辑，两位女士都提出宝贵建议，对她们所付出的劳动也深表感谢。由于写作时间短，书中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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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识于华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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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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